讓你做這個專案，但我交易員的直覺認為你也許能找到我要的人。作為交易員，我的話就是合同。你如果兩個星期完不成這個專案，那就拉倒，不要繼續幹下去。”於是他把工作的要求一一告訴我，我也一一記下。

我放下電話，心跳不止，這是我在香港市場，不，是整個全球市場獲得的第一個客戶。想想，我才工作六個星期呢！儘管沒有合同，我相信這是一個真的專案，而且該專案完成後，我多少會得到一點佣金吧？我的腦子非常簡單：為公司創了匯，我就應該有報酬，有多少，我不在意，公司會決定，也許是全額的10％，15％，25％，35％？最高就是35％了。

一般而言，要完成這樣一個專案，我們需要十四個步驟： 一、簽約（Contract）； 二、小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三、公司人力資料庫搜尋（Dada　base　search）； 四、相互推薦（Referral）； 五、交叉對比（Screening）；

六、預備應聘者（Prep　the　Candidate）； 七、面試階段（Interview）；

八、薪水協調階段（Negotiation）； 九、聘書準備（Offer　Preparation）；

十、受聘與反聘（Counter－Offer）； 十一、幫助應聘者辭職（Resigning）； 十二、上班第一天（Day　One）；

十三、熟悉環境（Settling　Down）； 十四、費用支付（Payment　to　us）。　公司的規矩3

我沒告訴任何人，便單槍匹馬立刻開始翻閱我們公司存有的各跨國洋行的電話通訊錄。我想，如果香港當地的獵頭公司在香港都找不到人，那麼我應該從紐約市場開始，我相信紐約這偌大的交易市場，一定有不少的國債交易員。先找到這些國債交易員，再問他們是否要去香港。哪怕他們不去香港，他們也有可能替我推薦他們在海外的同事。六個星期來的工作經驗，已使我相信我能找到這麼一位人才，我在電話上發現，美國人都愛聽與自己有關的機會，這個機會將是一個轉機還是危機，他們往往能自己做出判斷，而他們的判斷能力幾乎不可能被他人影響，這和在中國長大起來的我是完全不同的。

何況，李曼兄弟是個口碑很不錯的國際投資銀行，他們愛擔風險，高風險高回報是他們的座右銘，而且他們利潤一直很高。

我的判斷是對的。三十七個電話打下來，我搖通了喬治工作的大通銀行在倫敦分行的電話。我怎麼也沒想到原來大通銀行因有大量的現金，他們在做國債時容許交易員的食用風險高達一個億！這表明，喬治一定是個膽氣很壯的交易員，敢擔風險，這正是李曼要尋找的素質和特長。

在與喬治接通電話前，我和喬治身旁工作的幾位同事聊上了天，我撒了一個小謊，說自己即將從波士頓大學畢業，想去大通倫敦培訓部學習，想了解一下國債部門的用人情況，不知有否機會去他們那裡工作。幾個電話後，我瞭解到喬治畢業於牛津大學，每年大通直接去牛津大學招收他們認為最優秀的五名學生，喬治是1985年畢業生中僅被錄用的兩個學生中的一員，在此工作了八年。從去年開始，他想去大通（香港）設立的新國債交易團隊，但香港與倫敦的老闆之間不合作，喬治去不成香港，但也呆煩了倫敦，我這電話一定馬到功成。我於是胸有成竹地找到喬治，告訴他李曼兄弟目前具有的這麼一個機會。

他並沒有露出任何驚喜，他認為李曼的風險有限――因為他們是投資銀行，不像商行，有大量現金資產壓底。“我是製造風浪的人，他們能給我製造風浪的工具？”

“我可以替你問問。” 我晚上將電話打給李曼兄弟，告訴戴維森我的發現，他沉吟一會兒道：“把他的電話給我，我直接跟他談。”

“你怕我講不清楚？”我確實也講不清楚，但我更擔心如果把電話給出去後，就從此“泥牛入海無訊息”。

“我怕你講不清楚，我不願失去他，你已經盡了職。”他簡單地說。我於是把喬治的電話給了他，心想戴維森也許就不會付我佣金了。話說回來，這隻用了我不到三天的時間，能值七萬五千元的報酬嗎？李曼用了三十五萬美元僱傭到一位稱職的國債交易員，專做G7發達國家的債券交易，給我們公司的佣金將是三十五萬美元的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