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日本顧問，而王克敏自己帶傷逃離。此事過後，戴笠才從宋子文那裡知道，原來王克敏投降日本人前，曾致電宋子文並轉向蔣介石請示。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後，宋子文即覆電王克敏：“奉委座諭，北平事可請叔魯（王克敏字）維持。”所以，這次戴笠來平津之前蔣介石就吩咐，對王克敏要有所關照。也正因為如此，戴笠以身體為由讓王克敏在家聽候傳喚。可沒有想到王克敏還是願進監獄，戴笠也只好隨他去了。不過，王克敏被關押後不久，即服毒自殺於獄中。

當天晚上，戴笠也找了曹汝霖。他對曹汝霖說：“潤田先生也可不去監獄，但不能回家，住在這裡聽候法院傳喚。”曹汝霖也許是沒有想到，他向戴笠鞠了個躬後表示謝意。曹汝霖在日本人籌建偽華北臨時政府時，曾被看做是總理大臣的理想人選，但因為有過在“五？四”期間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不敢再給自己加上賣國的罪孽，為此下決心不在偽臨時政府裡任職。後來是王克敏的拉攏，只好在偽政府裡掛了個“最高顧問”的虛銜。後來王克敏當了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後，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頭銜。但這兩個頭銜曹汝霖都沒有到職做事過，蔣介石對此對曹汝霖有過讚許之言。日本人投降後，曹汝霖即給蔣介石打了電報祝賀抗戰勝利。蔣介石接電後，也馬上給曹汝霖回了電，表示對個人的慰問。所以，當戴笠把平津地區要逮捕漢奸的名單交給蔣介石最後審定時，蔣介石把曹汝霖的名字從名單裡劃去了。但戴笠並沒有按照蔣介石核准的名單辦事，仍把曹汝霖請到了東城兵馬司一號汪時璟的公館裡。曹汝霖的兒子曹樸得知父親被捕後，託人找到了正在北平視察的蔣介石，當面陳述了曹汝霖在華北淪陷期間未任偽政權的正式官員，不能負正面的責任而要求蔣介石能放人。蔣介石得知此事後很是詫異，對來人說他在核定名單時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蔣介石非常惱火，當即把戴笠找來查問原因。戴笠沒有想到，在曹汝霖的事情上蔣介石會這樣的認真，只好以還沒有關進監獄為由進行搪塞。蔣介石根本就不聽戴笠的解釋，要他立刻放人，並要戴笠親自送曹汝霖回家。第二天，蔣介石又要戴笠趕往曹汝霖的家，要戴笠代表他向曹汝霖表示歉意和慰問，搞得戴笠有些難堪。其實，戴笠在曹汝霖的問題上並沒有大錯，蔣介石儘管沒有把曹汝霖放到該逮捕的漢奸的名單裡，但並沒有說曹汝霖不是漢奸，可以不經法院審判就能過關。再說，戴笠只是把曹汝霖請到東城兵馬司一號汪時璟的公館裡，既沒有逮捕也沒有關押，只是一種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可見蔣介石在這件事上如此地做文章，表面上看是對曹汝霖的敬重，實際上是發洩內心裡對戴笠的不滿。

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一點。

就在戴笠軟禁了曹汝霖以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許惠東也認為這是蔣介石的決定。於是，他致電給蔣介石，要求將曹汝霖釋放。許惠東發電時，蔣介石剛好到北平來視察，並在北平時已將曹汝霖釋放歸家。待蔣介石回到重慶，見到許惠東的電報後，提筆在電報上寫了“昏饋”兩字。接著，許惠東因這份電報被政敵以“包庇漢奸”而觸“總裁震怒”的罪名加以攻擊，並被國民黨中央免職。蔣介石絕不是個健忘的人，何以數日之內對曹汝霖的態度發爭了如此大的變化呢？話說到底，蔣介石當時就是想用曹汝霖來敲擊下戴笠，至於曹汝霖是不是漢奸和要不要關押都不是主要的。其實，曹汝霖誒釋放回家後也是心情不安，他害怕蔣介石會改口。於是，在曹樸的一手安排下，曹汝霖將在北平的家裡的所有傢俱和古玩變賣後到天津居住去了。不久，曹汝霖轉道上海去了國外。後來的幾十年裡無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有訊息說曹汝霖死於美國的底特律市。

那麼，蔣介石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敲擊戴笠呢？自從戴笠掌握了肅奸大權後，由於他的獨斷專行和弄權作勢，早已引起了國民黨內各派系的不滿，不時地向蔣介石告狀。對戴笠警惕和戒備著的蔣介石，神經馬上又緊張了起來，也就在此時曹汝霖的事撞了上來，蔣介石也就順勢利用起了此事。戴笠是否清楚蔣介石在曹汝霖事上的用心不得而知，事後他只對身邊的人說：“我可能在吳紹澍的事上得罪了委員長，他好像不想放過我。”戴笠說的這個吳紹澍何許人呢？吳紹澍是江蘇松江人，最早為陳立夫的部屬，後又拜杜月笙為師。抗戰前夕，他借重杜月笙的力量，以一千塊大洋順利被選為國大代表。不久，吳紹澍因與杜月笙有關係而失寵於陳立夫，杜月笙便把他介紹給戴笠，在忠義救國軍裡任職。沒有過多少時間，吳紹澍返回重慶，透過老關係又重新博得了陳立夫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