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作品中，有一篇題名《爹孃留下琴和簫》③的小說。這篇小說寫於1942年秋天，最初發表於1943年4月10日《晉察冀日報》的文藝副刊《鼓》上。小說很抒情：一個愛好音樂的老人，（他一直領導著本村的音樂隊），非常鍾愛自己的獨生女兒，竭力供給她上學，並鼓勵她和一個音樂能手結了婚。這對年輕夫婦在很多場合下，不是用語言交流思想，而是用音樂：丈夫從牆上摘下南胡，除去布套，妻子從床頭拉出一支黑色的竹簫，交流就開始了：丈夫望著胡琴筒，妻子凝視著丈夫的臉，眼睛裡“有神采隨著音韻飄出來”。她的臉很嚴肅，而且多變化，但總是籠罩著微笑，真摯而神秘的。久而久之，他們養成一種習慣，妻子與其說什麼，不如拿過簫來吹一支曲子，丈夫對於妻子，則訴諸南胡。生活就這樣推演下去，而且有了兩個可愛的小女兒：大菱和二菱。

抗戰了，丈夫參加了游擊隊，妻子在家裡照顧孩子。這女人喜歡沉默，但談起孩子，話就多了。有一次，一位朋友說他喜歡音樂，她不信，她說：一個人愛好什麼，早就應該學習了，早就應該會唱會奏了，既然不會，那就是不愛。這位朋友有點兒不服氣，他指著依偎在她懷裡的大菱說：“你說大菱愛好音樂嗎？”

“愛！”

“她也不會唱不會演奏啊。”

母親笑了，笑這位朋友和一個孩子比。不過，這位朋友還是明白了；這孩子能繼承父母的愛好，“她雖然才八歲，當母親吹簫的時候，她就很安靜，眼裡也有像她母親那樣的光輝放射出來了。”

母親後來也參了軍，和丈夫在一起。在一次戰鬥中，丈夫犧牲了，她的簫失去了南胡的伴奏。整理過遺物，她和那位朋友商議，把大菱交給他照看，她帶二菱去。大菱接受了父親留下的南胡，二菱隨著母親，去和簫做伴了。這是春天發生的事情，當冬天到來，母親帶著二菱來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時候，這對小姐妹——十一歲和九歲——已經會進行琴和簫的和諧的伴奏了。這一次，母親又把二菱也留給那位朋友，說是要到延安去。簫，就交在二菱的手裡。不久，因為這位朋友要到別處工作，便把兩個孩子送到了她們的外祖父那裡。她們的外祖父住在河間青龍橋。

1942年5月，發生了我們前面說過的敵人對冀中平原的大“掃蕩”。這位朋友在秋初來到白洋淀，從一個船伕那裡聽說，有兩個很俊氣的女孩子，大的不過十三四歲，小的也就是十來歲，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敵人的機槍掃射，犧牲了。這位朋友遭受的打擊可想而知，他從那茫茫的一片水裡，好像看見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設想那殉了難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許是她們，也許不是她們，但那對我是一樣，對誰也是一樣……”

小說有一個浪漫主義的結尾：忽然，那可能是一個黃昏，在山裡或是在平原，遠處出現了一片深紅的舞臺幕布，晚風中，有兩個穿綠軍裝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個拉南胡，一個吹簫。

小說的基本情節就是如此。發表後，有人說它不健康，過於“傷感”。華北文藝會議上，抑揚雙方不知是否提到這篇作品，但在會後，孫犁卻在這年9月7日給康濯的信裡，特別囑託對方：“印出稿中，特別是《丈夫》和《爹孃留下琴和簫》兩篇，萬萬請你給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說抗日光榮、當偽軍可恥的小說，我們姑且不說；他要找的《爹孃留下琴和簫》卻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紀念的小說。

但是，在將近四十年的歲月中，這篇小說並沒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們差不多把它遺忘了，雖然那琴和簫的跳動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裡那麼動人，不時有流動的神采飄溢位來。直到1980年2月，這篇小說才在《新港》文學月刊上重新出現，改題《琴和簫》，並於翌年首次輯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發表的時候，作者寫了一篇後記，其中說：……我重讀了一遍，覺得並沒有什麼嚴重的傷感問題，同時覺得它裡面所流露的情調很是單純，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後來的一些作品豐盛。這當然是事過境遷和發病以後的近於保守的感覺。它存在的缺點是：這種激｜情，雖然基於作者當時迫切的抗日要求，但還沒有多方面和廣大群眾的偉大的複雜的抗日生活融會貫通。在戰爭年代，同志們覺得它有些傷感，也是有道理的。

這篇後記，除了對自己寫於四十年代的這篇小說進行了應有的肯定外，主要體現著作者嚴格的要求自己和寬容的對待同志的精神，並不一定要當作科學的評論看。我們注意到，這篇後記沒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