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來吃虧的還是自己。

大鄭是一個深諳辯證法的人，他痛定思痛，並沒有全盤否定合作建房。他找領導陳述利害說，房改恰逢其時，房價低，無房的年輕人也能買得起，當時，要是現在這個價格水平，房改恐怕真的很難搞成。現在房價居高不下，節節攀升，年輕人已無力購房。而我們機關年年都有年輕人來，他們都是大學生、研究生，是未來的骨幹，如不能讓他們安居樂業，恐怕難以穩定住他們。其實這是一個涉及到很多人的問題，每年幾百萬大學生畢業，他們都不能享受福利分房，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家中沒有他們結婚的房，且無力購房，這不僅是大學生本人的事，而且家長也都著急，這涉及到千家萬戶，有可能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合作建房不失為一個讓年輕人買到低價房的好辦法。但合作建房的人們只靠買房的共同願望聯絡在一起很脆弱，一遇風吹草動，聚合容易，解散也不難。何況此風若盛行，合作建房成為騙子圈錢的高招，也絕非杞人憂天。所以由單位組織自己本單位的人一起合作建房才好了，大家都是一個單位的，由組織出面，誰也不會擔心被騙，而且單位出人操辦此事，操辦人的工資由單位出，大家都沾單位的光，同時還可以利用單位的各種關係成本也會降下來。

領導聽了之後，很高興。他們自然也希望由此途徑買到便宜房。自己不缺房住，將來升值再賣也行啊。於是將早已解散分到各個科室的原來搞基建的人，召集來操辦此事。和全機關的人一說，更是一呼百應，買便宜房誰不高興，有需求無需求的人也都參加進來了。有需求的人自然是為了自己住或是為子女結婚用，而無需求的則是看到了房子必定升值的巨大利潤，當作投資。

園哥的弟弟肯定是要參與的，如不參與，恐怕是除了找一個家中有房的妻子外，不可能有自己的房了。合作建房得到的房比市價肯定要低很多，但即便如此，園哥的弟弟也是買不起的，而合作建房同福利分房不一樣，只要不交錢就沒有資格購房。他只得求助園哥，在妻子和岳父母的支援下，報了名，選定了一個最小的房型，交了第一部分錢。園哥想這樣一來，弟弟有房了，也可先把父母接來。別人是“五子登科”，而園哥是“七子”：房子、車子、帽子、孩子、票子、尖子、老子，把父母接來，讓他們晚年幸福是園哥多年的夙願。

但弟弟那裡的合作建房又被制止了。合作建房會有人想借機買便宜房，然後賣高價從中漁利，制止他們是對的，但同時又把園哥弟弟這樣的確實無房的年輕人制止了，這無異於潑髒水把孩子同時也潑了出去。

其實象園哥的弟弟這樣剛畢業的大學生倒也不一定非要透過合作建房的方式得到住房，他們也可以透過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形式得到住房，但是他們又不屬於低收入者，不符合條件。

從表面看，他們的確不是低收入者，當著高階職員，身處高樓大廈，穿著西服革履，外表光鮮，確實貴族派頭十足，但卻囊中羞澀。他們貴族其外，貧民其中，不靠福利分房，不靠父母支援何時居有其房。他們被當作“貴族”卻又無“貴族”的收入，沒有“貴族”的收入卻又無經濟適用房的購房資格，成了邊緣人群，可見到合作建房的一線曙光，又瞬間熄滅。　這樣的人不僅機關有，高校、研究院所……凡是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都有這樣的邊緣人群。他們儘管每月幾千元的收入，但或急著償還上大學的貸款或忙著積攢搞物件的費用，即使勉強購房，也註定要當幾十年的“房奴”，從此後，他們提心吊膽恐銀行加息，擔驚受怕恨物業漲價，再不敢看電影，不敢看戲劇，不敢去泡吧，不敢去蹦迪，不敢去聚餐，不敢去旅遊，不敢去交往，不敢去應酬，怕生病，怕被炒，怕生兒育女，怕親朋有困難，不管不合適，管又沒力量，坐在新房中，慨嘆想當初，他們月進數千不算少，還貸只剩吃飯錢，逛街為找處理品，購物專看折扣率，每年幾百萬大學生能靠上父母的有多大比例，無力購房的又有多少，日積月累……應當把他們列入可購買經濟適用房的人群中，讓他們能以最低的價格購得一套基本的住房或者讓他們能從政府租到基本的廉租房。園哥這樣想，這樣希望，但園哥說了算嗎？辦得到嗎？

園哥接著問咋唬三：“別說孩子了，你料定我在這裡專門找我有什麼事嗎？”

咋唬三指著孩子說：“我去給她交贊助費，昨天是最後期限，和人家學校說好，今天上午一定交去，不然就取消了。”

園哥說：“是不是要借錢？”

咋唬三說：“拉倒吧，你比我還窮，我能找你借錢嗎？我昨天才把錢湊齊，今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