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人；這樣轉奏到5月8日才結束，上書總量31件，簽名者1555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80人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其實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或“公車擬上書”而已。所以說公車上書的事情是有的，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並形成了對維新變法有利的社會風氣應該也是有的，但是康有為在當時還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只是一個還沒考中進士的讀書人而已；他的上書，也只不過是眾多上書中的一件而已，並沒有什麼突出的。至於到都察院遊行示威，純屬無稽之談。康有為一貫把自己想象成新式中國裡的聖人或教主，所以才在書中把自己說成是當時的一個重要人物。這種妄自尊大是一種典型的書生式的雄心壯志，無比美好，但是虛無縹緲。而且在這裡應該提醒讀者，在之後的整個變法過程中，康有為就是用這樣的書生意氣來作為自己的前進動力和指導思想，完全不顧及現實效果和影響，這也註定了他和他的同仁們的悲劇結局。公車上書對於康有為，對於整個國家，都只是一個開始，但卻為整個事件定下了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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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的思想

知識分子頭腦中總是充滿著美好的幻想，這些幻想可作為現實生活中奮鬥的動力，但是絕對不能當真把它們照搬到現實生活中來。而頭腦中充斥著這樣一些幻想的人，可以成為偉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現實中卻很難獲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康有為，偏偏打算在現實中幹一番事業。

康有為在1898年正式變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傳他的變法思想。作為一個書生和學者，他最值得人們關注的，也應該是他的變法思想。

康有為的整個思想體系，集中體現在他所著的三本書裡，即《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其中《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應該說是為了適應維新變法的需要而寫的，目的是破除人們對中國封建社會傳統思想的迷信，進行思想解放，以便為日後的變法維新做好準備。所以說這兩本書更多的是具備政治上的意義，是變法維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學術研究。《新學偽經考》裡說，中國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劉歆為了給西漢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統治的合法依據，就篡改了孔子的學說，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思想領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給新莽王朝辯護的學說說成是孔子的思想。

從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沒，中國社會幾千年流傳的儒家經學，都是經過那時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學，也就是所謂“新學”。所以他康有為現在要“雪先聖之沉冤，出諸儒於雲霧”，給孔子正名，發揚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證明新學都是“偽經”。那麼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麼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裡的內容了，康有為說孔子提倡周禮，正是要改革當時政治現實中的種種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則和信仰，正是民主政體、人民權利這樣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則中核心的東西。這可真是牽強附會，讓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為好歹也是個讀書人，怎麼能寫出這樣毫無根據的東西呢？他的目的，當然是要為他的變法維新找個正當的理由。畢竟在當時的中國，雖然歷次對外戰爭的失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對社會思想的衝擊很大，但是人們的思想禁錮還是十分嚴重，封建道德和社會體系被認為是天經地義，要說到變法維新，人們還是談虎色變。在這種形勢下，要提倡變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如果不為自己找到一棵大樹來遮風擋雨，根本無法抵禦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壓力。為了找到這棵大樹，康有為就寫了這樣兩本書，一本用來攻擊頑固不化的守舊派，說他們信奉的經典都是“偽經”；一本用來為自己尋找理論依據，說至聖先師孔子正是變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中國要進行變革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康有為為了儘量為自己的變法尋找到一個盾牌，竟然使出了這麼異想天開的招數。二是康有為真是書生氣十足，迂腐之至，找個靠山也要到歷史裡面去找，拿出孔子來嚇唬人。怪不得後來他一門心思抱光緒的大腿，就是不肯考慮考慮太后老佛爺。

康有為還有一本書叫做《大同書》，這本書應該說是他自己畢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個學者的思想，應該具備超越現實，穿透未來的特性，不能把眼光僅僅放在現實的###和社會改革上，而這本書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