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統燒掉，只准留下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此後，如果有人再敢談論詩書，就在鬧市區處死，並暴屍街頭；有敢以古非今的人，全族處死；官吏知道而不檢舉者，與之同罪；下令三十日仍不燒書者，面上刺字，並徵發修築長城。毫無疑問，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大浩劫。

法家·學者·政治家（3）

在焚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對書生進行了一次更大的迫害。他竟下令將咸陽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即為“坑儒”事件。

“焚書坑儒”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僅給中國文化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次極大汙辱，是對人的尊嚴的殘酷迫害。這個事件，固然與秦始皇的暴政主張分不開，但李斯的借題發揮乃至無中生有也確實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今天看來，李斯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迎合秦始皇的心理，把秦始皇所要做的事情推向極端；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為了從精神到物質上徹底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使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卻步”，李斯也就可以獨步秦廷了。李斯的目的應該說是達到了，但作為學者出身的李斯，竟能這樣背叛文化，殘害文化，實可謂天良喪盡。對這樣的“讀書人”，我們又能說什麼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為了宣揚皇威，鎮撫六國百姓，開始了他的第五次出遊，從咸陽出發，經武關，沿渭水、漢水到雲夢，再經長江東下直到會稽，登會稽山祭大禹，並刻石紀念。在北歸咸陽之時，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即病死在沙丘。

當時隨行的有李斯、秦始皇的小兒子胡亥和胡亥的老師趙高。秦始皇臨死之前，曾有書信召長子扶蘇送葬，按當時的習俗，長子承位是天經地義的，況且扶蘇剛毅勇敢，較得人心。但趙高為了掌握大權，極力想把胡亥推向皇位，就讓胡亥扣留了秦始皇給扶蘇的書信。秦始皇猝死，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亂，便令人在秦始皇的車內偽裝成始皇，讓人照常送水送飯。趙高趁此機會拉攏李斯，採取攻心戰術，他們之間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趙高說：“皇帝生前寫了一封宣召扶蘇來送葬的書信，未及發出，便死了，這您知道。但現在這封信和符璽都在胡亥手裡，皇帝駕崩了又沒有人知道，決定由誰繼位，全看您和我了。您的意下如何呢？”

李斯說：“這是亡國的言論，這哪裡是做臣子的應該說的話？您這樣做，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趙高說：“如果按始皇的意思去辦，也未嘗不可，對我毫無損害。我只想問您，您與蒙恬相比，誰更有才能呢？”

李斯說：“我不如蒙恬。”

趙高說：“那好。扶蘇剛毅勇武，又曾堅決反對您和始皇焚書坑儒。他即位之後，必定任用他最為親近的蒙恬做丞相，到那時，您怎麼辦呢？”

李斯默然。趙高就這樣開門見山，緊緊抓住李斯貪戀權位富貴的心理，爭取了李斯。於是，兩人合謀，偽造秦始皇的書信，指斥扶蘇“不孝”、蒙恬“不忠”，令二人自殺。扶蘇接信後自殺，蒙恬不肯自殺，後被囚禁，終於服毒而死。胡亥即位，是為秦二世。李斯是一個可以犧牲任何良知來換取和保住功名的人。秦二世胡亥十分昏庸，只顧享樂，不理國政，秦朝已如厝火積薪，十分危險，但李斯為了保全自己的名位，雖然看得十分清楚，也不規勸。一次，胡亥竟向李斯問道：“你的同學韓非在文章裡說，古代的帝王都非常辛苦，難道做帝王就是為了受罪嗎？如果帝王連自己都不能滿足，又能如何治理天下呢？我看是臣子無能，才使君王受累。如今，我既想隨心所欲，又想治理好天下，你能替我想個辦法嗎？”

李斯不僅不直言相勸，反而揣摩胡亥的心理，獻上了一套“督責之術”。他說，賢主若能行“督責之術”，群臣百姓就不敢不勉力效勞，否則，那就比堯、舜還辛苦。所謂“督責”之術就是君王的獨斷專行加嚴刑峻法。胡亥一聽，正中下懷，立即採用。結果弄得天下“忠臣”被殺、“明吏”遭戮，怨聲載道。

趙高和李斯本是互相利用的關係，日後的勾心鬥角、排除異己也就勢在必然。胡亥整日在宮中淫樂，根本就不視朝理事，所有大小事務，全讓趙高辦理。一天，趙高往訪李斯，故意談及關東亂事，兩人相對唏噓。趙高說：“現在關東群盜如毛，警報頻傳，而主上恣意為樂，又徵調役夫，修築阿房宮，採辦犬馬等無用之物充斥宮廷，不知自省。我心急如焚，怎奈人微言輕，不如丞相德高望重，還望丞相進諫。”李斯說：“不是不願進諫，實是皇上並不出朝視事，無由得見。”趙高則說等他探得主上閒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