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出於總的考慮，希望儘可能早日簽訂條約”。他接著還說：“就我們同俄國人的談判的純政治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在我們＇6月30日＇　的電報中要你靜觀等待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你因此有權在那裡把線再接起來，不過也不必做得太急，”

這種線事實上是4　天以後即7　月26日在柏林接上的。施努爾博士奉裡賓特洛甫之命請蘇聯代辦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在柏林一家豪華的飯館裡吃飯，向他們進行試探。這兩個俄國人並不用怎麼試探，據施努爾在關於這次談話的內部報告中說，“俄國人一直呆到夜半12點半”，而且“以非常活潑而又關心的態度談到了我們感興趣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在巴巴林的熱烈贊同下，阿斯塔霍夫宣稱蘇德政治修好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他說，在莫斯科，人們總是無法瞭解為什麼納粹德國對蘇聯這樣敵視。而那位德國外交官在回答的時候就解釋說，“德國在東方的政策現在已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針”。

就我們這方面來說，根本不存在威脅蘇聯的問題。我們的目標針對著一＇501＇　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德國的政策是針對英國的……我可以想象在適當地考慮到對俄國極為重要的問題的情況下，會對雙方的利益作出意義深遠的安排。

雖然如此，一旦蘇聯同英國結盟反對德國的話，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現在是德國和蘇聯達成諒解的良好時機，但是在同倫敦締結條約以後就不再會如此了。英國能給俄國什麼呢？說得最好，也無非是參加歐洲大戰和同德國作對。與此對比，我們能給俄國什麼呢？中立和使之置身於可能發生的歐洲衝突之外，而且，如果莫斯科願意的話，還有德蘇對兩國共同利益的諒解，這種諒解，正如過去歷次一樣，將有利於兩國……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到遠東全線，在我看來，都不存在＇　德國和俄國之間＇　有爭執的問題。除此之外，儘管它們對生活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德國、義大利和蘇聯的意識形態方面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這樣，在7　月26日的深夜，在柏林一家小小的飯館裡，靠著一頓由幾個二流外交家享用的美酒佳餚，德國第一次認真地提出了想同俄國完成一筆交易的要求。施努爾所採取的新路線是由裡賓特洛甫面授的。阿斯塔霍夫聽得十分高興。他答應施努爾立即把他的話報告莫斯科。

在威廉街，德國人焦急地等待著要看蘇聯首都會有什麼樣的反應。3　天以後，威茲薩克讓信使給在莫斯科的舒倫堡送去了一份密信。

我們急欲知道對阿斯塔霍夫和巴巴林談的話是否在莫斯科引起了任何反應，此事對我們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有機會安排再同莫洛托夫作一次談話的話，請循同樣的方針對他進行試探。如果莫洛托夫放棄了他迄今為止所採取的矜持態度的話，你可以再進一步……在波蘭問題上尤其是如此。不論波蘭問題如何發展，我們都準備……保全蘇聯的利益並且同莫斯科政府達成諒解。在波羅的海地區的問題上，如果談判進行得順利的話，也可以提出，我們將調整我們對波羅的海國家的態度，以尊重蘇聯在波羅的海的重大利益。

兩天後，7　月31日，國務秘書又給舒倫堡發了一個“急密”電：參看我們7　月29日的信件，該信將由信使於今日送達莫斯科：在你與莫洛托夫下一次會晤的日期確定以後，請立即電告日期和時間。我們急盼你能早日見到他。＇502＇　柏林給莫斯科的指示中有著急的表示，這還是第一次。

柏林的著急是有充分理由的。7　月23日，法國和英國已最後同意了俄國的建議——立即舉行軍事參謀人員的談判，擬定一項具體規定三國如何對付希特勒軍隊的軍事條約。雖然張伯倫直到7　月31日才在下院宣佈了這一協議，德國卻早就得到了風聲。7　月28日，馮·韋爾茲克大使從巴黎電告柏林，他從“一個訊息極其靈通的人士”那裡得悉，法國和英國已在籌組軍事代表團赴莫斯科，法國代表團將由杜芒克將軍率領，大使把他說成是“一個特別能幹的軍官”，曾在馬克西姆·魏剛將軍手下任副參謀總長。據德國大使在兩天後發來的一份補充電報中說，他的印象是，巴黎和倫敦已同意舉行軍事參謀人員談判，並把這看作是防止莫斯科談判中斷的一個最後辦法。這個印象是有充分根據的。從英國外交部的內部檔案中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政治談判到7　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已陷入僵局，主要因為無法對“間接侵略”下定義。英國人和法國人認為，俄國人對這個名辭的解釋太寬了，這樣它就有可能會被俄國人利用為干涉芬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藉口，即使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