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自然然地往前開。那時候若勉強說有什麼人生觀，大概是快樂的人生觀。

及至稍長，或遇高山，或遇急流，險阻重重，才知道這列火車不是一路順利的，必須開足馬力，添夠燃料才能開過去，這個時期的人生觀是奮鬥的人生觀。

然後有朝一日，發現列車的重量減輕了，這才恍然於造物者並非那麼慷慨，他其實是詭詐的，在我的列車開出的同時，便伺機把他給我的好東西一樣一樣地取走：青春不再、健康日衰、親人逝去、朋友遠離，我的列車幾乎空了。唯一他拿不走而仍留存的東西就是愛，以及由愛產生的一切；因為愛乃是自己所創造、所散發、所裝載。愛之為物，有光、有色，綿延滋長。若自己不放棄，它可以源源不斷，人生的列車永無空虛之虞。但此愛非單指男女之愛的情愛。我們女性的短處，常常是過分重視情愛，視為人生的惟一真實，它果然真實，卻非惟一。視為惟一的結果，一旦失去，列車就會失去平衡，甚至翻覆也說不定。此處談到的愛是指由諸般的愛彙集而生的工作之愛。這個階段的人生觀可稱為愛的人生觀。

由人生如朝露的觀點看，年輕和年老實無多大差別。一個人心中無愛、自私、狂妄，雖年輕亦老邁；反之，雖老邁亦年輕，即使“前路日將斜”，也有“野花啼鳥一般春”的境界。□

愛的信箋

環球

施倩

母親有個愛寫信的習慣，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是從1941年的冬天開始的。哥哥約尼自應徵入伍後，一連數月沒有音訊。母親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廚房的大桌子前給他寫信。

我弄不明白既然約尼從不回信，她幹嘛還要寫呀寫。

“等著吧，我們總會收到他的來信的。”她總是那麼自信。母親常說，信同人的心靈是相通的，神聖的上帝之光會把它們聯絡在一起，她相信這速光芒能幫助她找到約尼。

我不知道她說的這些話是不是為了讓她自己或我們大家放寬心，但這畢竟把我們的心緊緊連在了一起。終於有一天約尼來信了——他還活著，正在南太平洋上。

母親每次都在信末署上她的名字“賽西麗婭·卡普契”，這一直使我有些迷惑：“幹嘛不寫‘媽媽’？”原來，她從來就把自己當做賽西麗婭·卡普契，而不是媽媽。這使我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待母親，這位身材嬌小、穿著不足5碼的高跟鞋的義大利女人。

母親從不化妝，也不佩戴首飾，除了一隻金黃色的結婚手鐲。她有一頭漂亮的頭髮，又黑又直，盤在腦後，鼻樑上架著一副輕巧的銀絲邊眼鏡。

每次寫完信，母親總是讓父親去發。然後，她端來咖啡壺，我們便邊喝咖啡邊回憶起以前一家10口人圍坐在桌邊時的美好時光——爸爸、媽媽，還有8個孩子。那時，我們這5個男孩3個女孩中誰也沒想到有朝一日會離開這個家，去工作，去參戰或者結婚，到最後只剩下我一個。

到了第二年春天，母親寫信的物件中又加上了另外兩個兒子。每天晚上她要寫3封不同的信，然後讓父親和我在信上加上我倆的問候。

母親寫信的事在村子裡傳開了。一天上午，一位瘦小的婦人找上門來。她顫著聲向母親問道：“你能寫信，這是真的嗎？”“我常給兒子們寫信。”

“你也能念信？”那位婦人又輕聲問道。

“當然可以。”

婦人急忙從提包裡拿出一疊航空信：“念……請您快給我念念。”

這是那位婦人正在歐洲打仗的兒子寄來的。母親還記得那個以前常和自己的兒子一起玩耍的紅頭髮小夥子。她把信由英文譯成義大利文，一封一封地念給那位婦人聽。婦人聽著，兩眼閃著激動的淚光。“我得給他回信，”她說，“可怎麼寫呢？”“達菲，去做點咖啡。”母親邊吩咐我邊把婦人領進裡屋坐下，然後拿出鋼筆、墨水和信紙開始寫了起來。寫好後，她給婦人唸了一遍。

“你怎麼知道我想說這些？”她問母親。

“我常讀兒子的信，知道一個母親該對兒子說些什麼。”

不久，那位婦人又來的，還帶來了一位位朋友——她們的兒子都在打仗，她們都想給兒子寫信。於是，為街坊鄰居寫信幾乎成了母親的職業。有時她一整天都花在替別人寫信上。

母親對這些信尾的署名看得很重要。那位婦人請母親教教她：“我想學會寫我的名字給兒子看。”於是，母親就手把手一筆一劃地教她寫，一遍又一遍。這以後，每當母親為她寫好信，她便開心地在信尾寫上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