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兒也未能走到底，最後也分手了。但是，我不想以成敗論愛情。衡量一個愛情是否成功，長度不是惟一標準，更應該看它的質量，是否對雙方的人生髮生了長遠的積極影響。我是我的生命財富的守財奴，任何一筆收入一旦記到我的帳本上，我就決不會把它劃掉。我相信，事實也是如此，無論對我還是雨兒來說，我們的相愛都是人生中一段非常美好的時光。雨兒曾問我：“我是透過你認識我自己的。你不也是嗎？”我回答說：“是的，不但認識自己，而且提高自己。”我確實感到，我們能夠互相激勵，我們的關係是富於生產性的。剛開始戀愛時，她這樣誇我：“你是很完善的，人格、智力、情感都高人一籌。”若干年後，她向人這樣談論我：“他外表隨和，內心單純、敏感、細膩，但柔而不弱，有內在的力度。”就算這些話是在被愛情矇住眼睛的時候說出的，對於我這個一向不自信的人也是極大的鼓舞。對於我的寫作，她總是懷著熱烈的期待，於是催生了我的第一個多產時期。她喜歡芒克等人的詩，我不服氣，也憋足勁兒寫，竭力寫得讓她喜歡，結果也許仍不如芒克，卻比我自己以前寫的好許多，發生了一個飛躍。我於1991年出版的詩集《憂傷的情慾》，其中大部分詩就是那時候寫的。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段愛情對我的人生的影響僅次於郭世英。我走進大學，一心想做學問，郭出現了，告訴我說：首先是生活，然後才是學問。我重返北京，覺得我的生活已經過去，剩下只有學問了，雨兒出現了，告訴我說：你的生活並未過去，其實剛剛開始。透過這場戀愛，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並且比以往更堅定了。

五、與尼采結伴

碩士生畢業後，我留在哲學研究所工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當時的一位負責人很欣賞我，向所裡要我，我被分配到了那個室。可是，我很快發現，那裡的氣氛是非常不適合於我的。在賈老師的幫助下，第二年我歸口到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順著碩士生時期的慣性，我所做的主要學術工作仍是蘇聯哲學的介紹、翻譯和馬克思人性理論的研究。作為消遣，我讀各種閒書，讀到徐梵澄、楚圖南在解放前翻譯的幾種尼采著作，頓感一見如故。那一年，所裡有人籌備《外國美學》叢刊，向我約稿，我便決定寫一篇談尼采美學的文章。於是，我開始抱著詞典讀尼采的德文原著，一邊翻譯《悲劇的誕生》和《權力意志》中的若干段落。我譯得慢極了，艱難極了，但別有一番趣味，覺得尼采薄薄幾頁東西比一大堆俄文書包含遠為豐富的內容，像一個美麗的謎語，經過枯燥的勞動卻探得了奇妙的謎底。我於1983年寫出《從酒神精神到權力意志——尼采藝術哲學初探》一文，直到1986年4月才在《外國美學》第二輯上刊出，這是我從事尼采研究的開始。

嚐到甜頭後，我停不下來了，於1983年9月開始翻譯《悲劇的誕生》全文。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譯別的著作，編成《尼采美學文選》，計二十八萬字。開譯時我並沒有想到出版，只是因為喜歡，同時也可以練德語。譯出後，恰逢甘陽創辦人文學術文庫，便收了進去，於1986年12月在三聯出版。譯過尼采之後，我再也不肯去譯蘇聯哲學的書了，無法再忍受那樣拙劣的文體和連篇的空話。同時，我也厭煩了在馬克思主義人學問題上糾纏不休。我留所工作一年半後，所裡討論我們這批研究生的助理研究員轉正問題，有人堅決反對給我轉正，理由之一便是我在人性問題上的觀點。此後不久，開展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把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學術問題與淫書淫畫一鍋煮，我被列入所內清理名單。我不是寧願嘗神設的禁果而不屑於闖人設的禁區嗎？好吧，現在我在尼采這裡已經品嚐到了神設的禁果，回過頭去看那些人設的禁區就更覺得滑稽了。事實上，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識形態的壁壘就不復存在了。八十年代初的人學論戰無非是在爭論思考人的根本問題的合法性，一派以馬克思的名義宣佈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馬克思的名義申辯其合法。可是，一個思想者豈不應該直接去思考本質問題，而無須理會任何名義之爭？

1984年，全國開始正式招博士生，我在職做了汝信的學生，確定以尼采哲學為研究主題。事後聽一位知情者說，汝信也正對尼采感興趣並已開始進行研究，然而，為了不影響我的獨立探索，便悄悄轉移了研究方向。他自己從未對我提及此事，惟其如此，我心中就更加感動。常見的情形正相反，導師往往支使學生替自己做事，然後把成果佔為己有。考上博士生時，我已經在醞釀寫一本關於尼采的書，那是方鳴提議我寫的。方鳴當時是人民出版社的編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