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載。聶元梓是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其餘六人也都是哲學系的教員，我聞訊自然為之震驚。幾天後，指導員宣佈，接上級通知，北大學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鑑定不做了，每個人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做出鑑定。

十五、洪流中的興奮和疑懼

從農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校園裡，在臨時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築物的牆上，在宿舍的走廊裡，到處都是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矛頭大抵是指向業已倒臺的舊北京市委、校黨委以及各系總支的。在第三學生食堂，開闢了內部大字報欄，揭批彭、羅、陸、楊和其他大人物。不過，這個內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著。聶元梓的大字報是5月25日貼出的，從貼出到廣播，幾天之內，留校的師生已分成兩派。當我們回校時，勝負早已分曉，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援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鬥經歷。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圍氣氛的感染，我也異常興奮。一向在臺上指手畫腳的校領導突然被打倒了，雖然派進了工作組，但學校仍處於準無政府狀態，常軌不復起作用。列寧曾把革命稱作人民的盛大節日，當時確是一派過節的景象。革命意味著暫時的權力空白，人民一向受著嚴格的管束，現在突然沒有家長了，成了無人管束的孩子，洋溢著乍獲自由的喜氣。大字報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隱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開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強烈的隱憂乃至恐懼。事實上，早在半年以前，報上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種憂懼就已經開始。我不知道高層鬥爭的內幕，但是，對文藝作品和學術文章作出極端牽強附會的解釋和臆測，據此在政治上提出嚇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軌一起，常識也被打破了，如果說常軌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識的打破卻使人迷惘了。魔鬼已從瓶中放出，它將施怎樣的魔法，所有的人心裡都沒有底。

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報欄前流連，貪婪地讀著，驚訝著，激動著。北大是一座大字報的森林，我一頭紮了進去。有一天，我在一張大字報上突然看見了郭世英的名字，並用紅墨水打著一個可怕的叉叉。那張大字報列數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痴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裡漫遊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著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裡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後不久，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由於這個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臺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裡，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臺階，很適合做“鬥鬼臺”。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裡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後臺。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為對工作組的性質展開辯論。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生了明確的懷疑。人們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瞭解江青的歷史和個人品質，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