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中產階級迅速興起與壯大。中產階級的興起，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推動力：“近代世界的許多變革；如英國的清教徒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十九世紀的*改革等；都與中產階級的要求密切相關。”隨著他們力量的壯大，國王和貴族都不得不向他們低頭。

巴羅說：“中國沒有中間階層，這個階層的人，因擁有財富和獨立的觀念，在自己的國度裡舉足輕重；他們的影響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視而不見的。事實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英國人很容易地瞭解到，在中國，所有的富人幾乎同時都是權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中國的專制是超經濟的，經濟永遠屈居於政治之下，也就是說，財富永遠受權力的支配，一旦沒有權力做靠山，財富也很容易化為烏有。“在中國，窮而無告的人處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們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第二節　鴉片戰爭的種子（5）

而對於英國人來說，“實業”是他們致富的基本手段，經濟地位的上升就自然而然能帶來政治地位的上升。當然，這一過程需要對個人財產權的絕對尊重。而對個人財產權的保護是英國法律的重要內容。英國人認識到，個人財產權是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也是自由社會的基石。洛克就說，財產權與個人的自由有著直接的關係。財產權不是一種物的關係，而是一種道德的關係，一種與因果關係相聯絡的涉及預期的穩定性的社會關係。沒有它們，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預期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法律中，個人財產權卻屈居政治權力之下。巴羅研究了中國法律後得出結論說：“中國所有的有關財產的法律確實都不足以給人們那種安全感和穩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穩定感才能使人樂於聚積財產。對權勢的憂懼也許使他們對那些小康視而不見，但是那些大富卻實難逃脫他人的巧取豪奪……執法機構和執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於執法官員有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使得對善與惡的評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法官員的個人道德品質。”

馬戛爾尼的結論與巴羅相似。他說，是專制主義摧毀了中國人的財產安全，從而摧毀了所有刺激中國進步的因素。進步只有當一個人確信不受干擾地享有自己的勞動果實時才能發生。但是，在中國“首先考慮的總是皇帝的利益”，因為“任何財產違反了他的主張是得不到保障的”。馬戛爾尼不否認中國存在著大土地產業，但他認為它們是透過不正當的手段如“高利盤削和官職饋禮”所獲取的。它們是貿易或侵吞的短暫的積聚，而不是土地貴族或紳士的產業。他寫道：“在中國確切地講沒有世襲貴族。”

五

在那些推崇中國政治的歐洲學者們的著作中，中國社會的和平、穩定、井井有條一直是他們讚美的重點。他們認為，這說明中國是民權、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國。“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鄭鳴謙《法國啟蒙運動中的“儒學”映象》）

英國人看到的中華帝國的政治秩序確實十分井然：“自進入中國境內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內秩序井然。“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然而，與中國官員的交往，卻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

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國人在山東登州府短暫停留。登州知府聞訊前來拜訪，“知府帶來了許多隨從人員，其中有一個人在知府問到他話的時候，立刻跪下來回答，這給英國人一個很大驚異。知府安然接受這種禮貌，似乎他們之間一向是這樣講話，這給英國人更大的驚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