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思想進步，追求個性解放的知識女性，而且在我人生道路的幾個重要轉折時期都起過關鍵作用。如果沒有她的鼓勵和影響，我可能不會毅然走出家鄉，如果沒有她的幫助和支援，我也可能在外面的世界周遊一遭又退回到安慶。可以說，是她將我帶出了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感受到了外面廣闊的世界。但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和評判是非的標準，在階級鬥爭異常尖銳的解放戰爭時期，崇美還是反美是衡量一個青年學生進步還是落後的基本尺度。當我選擇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而她還在美國為國民黨政府效力，我們的分道揚鑣就成了一種必然。在那個年代，階級立場必須戰勝骨肉親情，這並非共產黨不講人情，實際上國民黨也是如此，這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你生活在那個時代，你就無法迴避，你就必須做出痛苦的抉擇。”

母親講這番話時語氣是平和的，情態是安詳的，似乎不是在回憶發生在她自己身上的一件骨肉分離、痛不欲生的親身經歷，而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理智地分析著一段歷史產生的根源。那種異乎尋常的冷靜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什麼是信仰的不悔。

母親當時正是憑藉著這種經過活生生的殘酷現實和不間斷的理性思考建立起來的信念，開始有意識地向學校地下黨組織靠攏。然而，學校地下黨組織就象一個幽靈一樣看得見、摸不著。

那時上海幼師的政治空氣十分活躍，母親知道學校裡有兩個學生黨支部，她甚至幾乎可以肯定身邊的哪幾位同學就是地下黨員。江楓毫無疑問是一位共產黨員，母親回憶說，後來細想，他當時一定是有意識地在發展和培養我母親，可惜的是過早的犧牲了，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一位同學代表黨組織找我母親談過話。這使我母親百思不解之餘陷入了深深的苦惱之中。她實在不理解，為什麼自己已經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對黨的忠心，可黨組織卻象捉迷藏一般地和她若即若離，就是不和她正面接觸。母親的履歷表上至今也不敢理直氣壯地填寫參加過任何一次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進步青年。因為，地下黨組織確確實實從未正式向她佈置過一項任務。

直到解放後，母親做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名軍官在南京參加華東軍區幹訓班時，遇到了幼師的一位同班同學。這位同學當年曾經是學生支部的支部書記，此時已是部隊中的營職幹部。同學加戰友，久別重逢，自是有說不盡的親熱話。一夜長談之後，這才揭開了困惑母親長達六七年之久的謎底。

母親說：“當時你的地下黨員身份除了軍統不知，同學們沒有猜不出的。我有意識地找你談過幾次話，可你總是環顧左右而言他。”

母親的同學抱歉地笑說：“現在都是革命戰友，也沒有什麼可隱瞞的，對於你在上海幼師的積極表現，支部的同志們當時都感到十分困惑。大家認為，象你這樣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是不可能真正背叛自己家庭和階級的。你和你大姐斷絕關係，我們也看在眼裡，卻以為你是國民黨特務，企圖偽裝進步混進黨內，所以組織上一直對你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不敢冒然派人和你接觸。當時只有江楓認為你是一個單純的真心追求進步的青年，堅持支部派人接近你，瞭解你，吸納你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後來他犧牲了，發展你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母親是把這段往事當做一件有趣的故事講給我聽的。但我看得出來，在母親似乎是輕鬆地毫不介意的笑聲中，隱藏的是幾多辛酸和無奈。

母親當年對她們班的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抱歉付之一笑，體現了一個女性少有的大度和寬容。但母親沒有想到的是，這種不被信任的羞辱在她的後半生竟然又多次出現。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象母親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在工作單位，母親一直是主要負責人，可就是不允許入黨。終於有一天，當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捲而來時，母親被正式清理出了階級隊伍。起點是閨中小姐，歸宿是家庭婦女。歷史就這樣同母親開了一個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軌跡上劃了一個大大的圓。

1949年春天，決定母親命運最關鍵的時刻到來了。

4月20日，國民黨政府在下野總統蔣介石的幕後操縱下，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國共和談破裂。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釋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22日凌晨時分，波瀾壯闊的渡江戰役開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在西起九江東北湖口，東至江陰長達500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天險。霎時間萬炮齊發，天地震顫，火光映紅了黎明前的黑暗。蔣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