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有500萬人服用抗憂鬱藥，每年自殺人數30萬。美國兒童和青少年患情感性疾病的比例為五分之一，專家推測，約六百萬美國兒童患嚴有嚴重的精神疾病。這樣看來，美國的情況比我們更加嚴重，他們才兩億人。世界衛生組織現將憂鬱症列為危及人類健康的第五大疾病。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到2020年，精神性疾病，包括憂鬱症和癲癇，將成為導致死亡和殘疾的第二大原因。　專家們估計，在今後20年中，患精神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人數將大增。憂鬱症導致家庭和社會人際關係緊張、生產力下降。據世衛組織統計，一人自殺至少會影響到6名自己身邊的親人和朋友。患抑鬱症的人和他們的家屬，都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　怕死，是一個多麼難以克服的人性弱點？叛徒怕死可恨，也可理解，因為這是人性弱點。為了不死，多少人寧可從狗洞裡爬出？但想死豈不更違反人性？如果說窮得活不下去了，多少能理解些，可從統計資料上看，自殺率高的地方往往是文化、經濟相對發達的地方。這麼說，社會越發展，越富裕，越有文化，人就越不想活了？難道說是富裕和文化殺人？是什麼讓人患上憂鬱症？美國匹茲堡大學精神病學家BorisBirmaher博士發現，有很強家族嚴重抑鬱症史的兒童對一種刺激生長激素產生的物質出現不正常反應。儘管實驗沒有暗示患抑鬱症的兒童無法正常生長發育，但為了解抑鬱症的發病原因和深層作用機理提供了資料。這也進一步驗證了抑鬱症是一種遺傳性的生物學上的疾病。專家們說抑鬱症是一種生物學上的疾病，不是思想問題。說現實生活中有種誤解，以為自殺者是“一時想不開”，如果做做思想工作就能避免。專家說自殺是一種病，必須透過專業的心理疏導並配合藥物治療和電擊治療才能醫治好。有八成患者透過治療，症狀能得到改善和痊癒。這麼說來，親人、朋友得了憂鬱症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員還幫不上忙了。因為專家說作“思想工作”沒用。

從前好象沒聽說有誰得憂鬱症，難道憂鬱症象同性戀一樣是被“發現”的？據資料統計，同性戀的人數比是百分之四，而憂鬱症的人數可近百分之二十。這麼一想就覺得有點可怕，假如我們單位正好有一百名工作員。我們朝夕相處，彼此熟悉，關係很好，現在讓我想其中有四個同性戀，二十個憂鬱症，我怎麼覺得有點可怕哪？專家說，對憂鬱症的最有效治療方式是電擊，把人擊昏了，擊得在昏迷中抽搐，還要防止他在昏迷中因嘔吐而窒息。我想，如果我的同事正在我們工作的緊要關頭，他對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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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犯病了，要去做電擊”。我就得放下工作陪他去，不然剛擊完走不了路是不是得有人扶他上車回來？如果我說：“你先挺一挺，等把這件工作幹完了再去”可他要是轉身就跳樓了怎麼辦？象對同性戀一樣，專家呼籲，傳統觀念認為自殺是不光彩的事，這一觀念要改變，自殺是一種社會現象，並不是社會的陰暗面，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自殺者應當被公眾理解。按比例，五個人裡就有一個憂鬱症，和我關係最密切的同事中就應有幾個憂鬱症者，我應聽從專家建議，以平常心看待他們，他們憂鬱他們的，我樂我的，因為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思想工作，而這又被說成是沒用的。而這正確看待我理解只能是象沒看到一樣————視而不見。他要跳樓呢？我說“請便”？我要是拼命阻止他自殺，和招來許多同事和我一起阻止，那這些人會不會象美國同性戀者一樣上街遊行，高呼：“我們要自殺！給我們自殺的自由？”好在我們單位沒有按比例出現四個同性戀，二十個憂鬱症。這使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單位為什麼沒有按比例出現應有成分呢？”。其實，經過我觀察，我單位人員中不是沒有相應氣質的人，也就是說我們有相應的可能成分，但卻沒有把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我認為是集體性的社會生活框正了他們。如今很多人都認為集體對個性是抑制的從而加以反對，而我認為社會與個人聯絡的過於鬆散也是個體精神偏差的原因之一。美國有位臨床醫生我認為他觸控到了憂鬱的本質，他認為憂鬱症可能是思維方式的問題。

我那個得了白血病的同事，她就沒有按照醫囑療養，做過手術後就上班了。很多人都把她的存活當做奇蹟，記者也來採訪。後來有一位上級領導認真研究了她的情況後得出一個結論並向她宣佈道：“你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個好的集體中，如果換一個環境就不會有你的今天。”有些記者總是不解，再三追問：“你們領導怎麼會這麼殘酷，讓一個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上班，難道不知道白血病人需要無菌環境嗎？”這樣問題讓我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