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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埃及人喬治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彩虹。當天傍晚時分的日落也同樣瑰麗。在我們的前方，彷彿有看不見的畫筆，把足以畫出一百條彩虹的顏料，都抹在了遙遠天邊的弧線上。諾曼坐在艙內，彎著腰，用尺子比畫著柳條牆上掛著的地圖。其餘的人都躺在乾草褥上，等著諾曼算出個結果。透過柳條艙壁的孔洞，我們看見綺麗的晚霞正在褪去，卡洛點起煤油燈，掛到桅杆的橫檔上去了。

“我們已經航行了兩千一百五十海里，”諾曼最後說，“也就是說，我們的行程已經過半。從這兒到西印度群島還有一千三百海里，比回薩菲的路程要近多了。”

“是船尾拖了我們的後腿，不然我們的速度還要快呢，”尤利說，“昨天我們只航行了四十海里。”

“是啊，船尾是讓我們放慢了速度，但是最糟糕的是它還會讓我們偏航，”諾曼說，“儘管我們一天都忙著用舵槳調整航線，今天一整天不是向北偏離主航線30度就是向南偏30度，誤差達60度之多，我們肯定走了不少冤枉路。我剛才測量了直線距離，如果不是船尾搗『亂』，讓我們走‘之’字形路線，恐怕我們現在已經靠岸了。”

“換了那些深知紙莎草船底細的人，肯定已經一帆風順地渡過大西洋了。”喬治說。

草船平靜地發出吱嘎聲，我們的床後面，傳來一陣輕柔的拍打聲，就像是有人在簾子後面坐在浴盆裡洗澡。

“我本以為越到海洋中心，浪頭就越大，可事實恰好相反，”聖地亞哥喃喃地說道，“人類學家常說，古代的水手只要緊貼著海岸航行，就可以周遊世界了，其實，那裡才是最危險的地方呢。”

“沿海岸線及島嶼的周圍，海浪和洋流因受到擠壓，形成的旋渦和倒流變化多端，”我肯定他的說法，“事實上，越接近陸地，海浪就越容易變得狂暴。而在公海里，海面開闊，不易形成驚濤駭浪。暴風來臨的時候，也是沿岸附近最危險的時候。”

聖地亞哥說：“人類學家和其他科學家一直為紙莎草船和木筏能否橫渡大洋的問題爭論不休，卻從來沒有得出過結論，這本身就是個錯誤。因為如果有人想透過實踐來解答時，他們就會勃然大怒，認為這樣的結論不夠學術。”

這種情形，我和聖地亞哥已經司空見慣了。我是獨立工作的，可以一笑置之，可是聖地亞哥卻深受其苦，因為他是好不容易才被學校批准參加什麼草船渡海的“非科學”活動的。要試驗紙莎草的『性』能，在澡盆就足夠了嘛。科學家應該在圖書館、博物館、實驗室裡工作，而不應該到大西洋上去當野人。

但我們已經來到海面上，鬍子一大把，鼻子曬脫了皮，卻得出了與書本完全不同的結論，與那些將紙莎草放在盛水的容器裡進行研究的所謂專家得出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如果將制筏的木材放在實驗室裡的水槽裡，一兩個星期後它就沉到水底了。但如果你學印第安人，砍伐新鮮的樹木，不剝樹皮，放到海里，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會發生：你可以在筏木上待上一百零一天，一直漂到波利尼西亞。而紙莎草專家也是將一小段紙莎草稈放在水箱裡，這水是死水，結果它不僅很快失去了浮力，而且還會冒泡，最終腐爛。最多維持兩個星期，書上這樣寫道。而現在已經過了七個星期，同樣的紙莎草還載著我們，載著好幾噸貨物呢。為什麼呢？因為專家用的是鬆散的紙莎草，是在澡盆裡做實驗用的；而我們用的是一艘完整的草船，航行於大海。從埃及到秘魯的造船師都從經驗中得知：紙莎草是透過斷開的橫截面的氣孔吸水的，而它的外皮是密不透水的。因為他們在造船的時候使用了一種特殊的方法，就是把紙莎草斷開的地方扎得緊緊的，儘量不滲水。紙莎草和草船完全是兩碼事，正如鐵和鐵船大有區別一樣。

“只要繩子還捆著紙莎草，”阿布杜拉每天這樣說，“我們就還能浮在水面上。如果繩子鬆了，紙莎草就會吸水。如果繩子斷了，我們就會沉入大海。”

不到兩個月，我們已經完全熟悉了自己的生活環境，甚至常常覺得我們也成了建造草船的那個時代的人，覺得他們也會像我們一樣，在船上裝滿罈子、籃子、皮囊、繩索、醃製和風乾的食物、果仁和蜂蜜。古時候和中世紀的水手，一定也曾有過同我們一樣的心情。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沒有什麼稀奇的，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們覺得這些先輩似乎與我們血脈相連。他們和我們遇到同樣的問題，享受同樣的快樂，乘坐同樣的金『色』草船，漂浮於海天之間。在草船上，我們都忘記了時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