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派恐怖主義造成了2000多萬加元的損失和至少23人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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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囚犯的困境

當森林克裡（Wood　Cree）部落的酋長大熊聽到他由於參與1885年的里爾（Riel）叛亂而被判處3年監禁時，他咆哮道：“我寧願被絞死。”

大熊所在的馬尼托巴感化院對他很縱容，監獄長甚至允許他留長髮。但是，坐牢的經歷還是把他毀掉了。他在1887年獲釋不久就死了。

在19世紀，對於許多加拿大印第安人來說，在監獄裡被監禁一段時間就等於被宣告了死刑。

其中的原因來自生理和心理兩個方面。原住民對一些疾病的抵抗力很低。在寒冷、潮溼和透風的環境中，他們常常死於肺病。馬尼托巴感化院的醫生定期報告原住民囚犯中的淋巴結核和肺病。他們中的許多人虛弱得不能勞動。

1882年，感化院監察莫伊倫指出，原住民囚犯在監獄生病和死亡的情況很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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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

但是，一種更敏感的精神疾病正影響著原住民囚犯。

1876年馬尼托巴感化院建立的時候，原住民處於混亂之中。他們實際上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土地都到了歐洲定居者手裡。原住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正在消失。他們被成群地趕到保護區裡。在那裡，他們作為政府的監護物件過著一種邊緣生活。從法律上和政治上講，政府對待他們就像對待那些雖然長得過大但是為了其自己的利益而必須加以指導和監督的孩子一樣。

當時的政府不重視印第安文化。原住民被當作是必須加拿大化、基督教化以及“文明化”的“野蠻人”。

這一活動擴充套件到了感化院。1877年，馬尼托巴感化院學校充滿了接受摒棄“迷信”的原住民。1883年，該感化院收押了11名蘇族人，1這導致監獄長塞繆爾·貝德森僱傭了1名鐵匠教師。當局希望愛馬的原住民喜歡這一行，接受體力勞動的生活方式。

原住民似乎不感激感化院為他們所做的努力。貝德森指出，印第安人“在監禁中心力交瘁，非常懷念他們戶外生活的自由。”絕大多數印第安人囚犯既不能說英語，也不能說說法語。監獄規則對他們沒有意義。

1883年，兩個原住民囚犯從英屬哥倫比亞感化院脫逃而被抓獲。在審判中，其中一名叫米沙奇·薩姆（Mesatchee　Sam）的囚犯說，他“厭惡鐵”，不喜歡住在石頭房子裡面。另一名叫海達·約翰尼（Hydah　Johnny）乾脆說：“咳，這裡工作很苦，食物很差。我厭煩了。”

原住民老是逃跑，使得感化院當局引進了一種新的抑制器械俄勒岡靴子，用以使他們的速度慢下來。這種靴子是金屬框架的，重達20磅。原住民囚犯的窘境中最悲哀的一面是，他們常常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被監禁在監獄裡。通常，他們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族人不認為是犯罪的行為而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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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司法制度

原住民有他們自己的司法制度，與歐洲人對他們實施的司法制度極為不同。原住民社會是公社式：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由大家共享。因為幾乎不存在私有財產的概念，所以他們不可能盜竊。

謀殺是一件由家族之間解決的私事。從理論上講，被害人的親屬有權復仇。但是，他們常常同意接受賠償。有時，他們甚至收養謀殺犯來替代其失去的同族被害人。

賠償的原則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當一些本血統印第安人在19世紀80年代死在馬尼托巴感化院的時候，其部族與政府透過經濟手段解決了這一問題。

在19世紀，原住民犯罪率很低。1906年，感化院監察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ewart）指出，在聯邦監獄系統的囚犯之中，原住民僅佔％。他認為，由於“政府對作為其監護物件的原住民實施了額外的監督，原住民比一般白人更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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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與社群

在18世紀，監獄的高牆不僅僅是一道屏障，而且更是一個象徵。它不是把人關在裡面，也當然不是把人關在外面。一種活躍在監獄和街道之間的商業很繁榮——持續湧動著的好奇、慈善和貿易。儘管很恐怖，但是看守所是社群的一個常見特徵。看守所的囚犯依然與社群保持著聯絡。

在19世紀，監獄和街道之間自由、容易的交往終止了。新的監獄——感化院——變成獨立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