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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發生的事。我當時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後來說，我彷彿受了催眠術，也不一定很恰當。我腦子裡好像只有一堆亂麻，我已無法獨立思考，我只是感覺到自己揹著一個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裡，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腦子裡沒有是非、真假的觀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來越大。最後認為自己是不可救藥的了，應當忍受種種災難、苦刑，只是為了開脫、挽救我的妻子、兒女。造反派在批鬥會上揭發、編造我的罪行，無限上綱。我害怕極了。我起初還分辯幾句，後來一律預設。那時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種符咒。造反派批鬥我的時候經常罵一句：“休想撈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僅把這個符咒掛在門上，還貼在我的心上。我決心認真地改造自己。我還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為了“超度亡靈”，請了和尚來誦經，在大廳上或者別的地方就掛出了十殿閻羅的影象。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透過十個殿，受盡了種種酷刑，最後轉世為人。這是我兒童時代受到的教育，幾十年後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後的三年中間，我就是這樣地理解“改造”的，我準備給“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鍋”，受盡懲罰，最後喝“迷魂湯”、到陽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決心咬緊牙關堅持到底。雖然中間有過很短時期我曾想到自殺，以為眼睛一閉就毫無知覺，進入安靜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譭譽無損於我。但是想到今後家裡人的遭遇，我又不能無動於衷。想了幾次我終於認識到自殺是膽小的行為，自己忍受不了就讓給親人忍受，自己種的苦果卻叫妻兒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哪裡摔倒就在哪裡站起來。”我還痴心妄想在“四人幫”統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來。

再論說真話（2）

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起初把假話當做真理，後來逐漸認出了虛假；起初為了“改造”自己，後來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話當真話說，後來假話當假話說。十年中間我逐漸看清楚十座閻王殿的影象，一切都是虛假！“迷魂湯”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腦子清醒，我回頭看背後的路，還能夠分辨這些年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踏在腳下的是那麼多的謊言，用鮮花裝飾的謊言！

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寫真話

朋友王西彥最近在《花城》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講我們一起在“牛棚”裡的一些事。文章的標題是《煉獄中的聖火》，這說明我們兩個人在“牛棚”裡都不曾忘記但丁的詩篇。不同的是，我還在背誦“你們進來的人，丟開一切的希望吧”②，我還在地獄裡徘徊的時候，他已經走向煉獄了。“牛棚”裡的日子，這種荒唐而又殘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憶的。讀了西彥的文章，我彷彿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彥所說，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剛在機場送走了亞非各國的作家，“就被當做專政物件，關進了‘牛棚’。”他卻是第一個給關進上海作家協會的“牛棚”的，用當時的習慣語，就是頭一批給“丟擲來的”。他自己常說，他在家裡一覺醒來，聽見廣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會上上海市長點了他的名，頭銜是“反黨、反革命分子”。他就這樣一下子變成了“牛”。這個“牛”字是從當時（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的。“牛鬼蛇神”譯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這個字眼。我被稱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從未搞過“反黨”、“反革命”的活動。但是看到“興無滅資”的大字報，人們說我是“精神貴族”，是“反動權威”；人們批判我“要求創作自由”；人們主張：“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我就逐漸認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認罪服罪”的，我和西彥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頂。他的罪名本來不大，因為“頂”，他多吃了好些苦頭，倘使“四人幫”遲垮兩三個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