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中去，那麼“災難馬上就會降臨。我簡直無法想象，世界將會崩潰”。

幾年後，她的女兒說，如果丈夫、孩子們面臨的危險沒有改善，原來的價值觀仍然被“社會自由主義”政策破壞，如果這一切再繼續下去，那麼她的母親當時寧願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基於以上的原因，瑪麗安娜·施特勞斯總是把很多錢存到瑞士，而且每次都是把現金裝在手袋裡帶過去。那裡是完全安全的，沒有恐怖分子，當然也不會有德國的稅務機關。她已經積累了許多關於怎樣在稅務機關面前藏錢的經驗。她死後很多年，一次令人難以置信的偶然事件才使真相大白。1996年的一個春日，西格伯格的家庭主婦瑪麗達·哈爾夫特去當地教會經營的二手貨商店。瑪麗達·哈爾夫特經常在這兒淘到一些價廉物美的東西，並且也注意給她收集舊手稿的丈夫找些東西。這次，這個家庭主婦在角落裡許多書的下面發現了一堆資料夾，上面“基社盟”、“財務主管”、“FJS”（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姓名開頭字母的縮寫）的字樣引起了她的興趣。這11個資料夾被她作為廢紙買回，並轉賣給了《明鏡》週刊，它包括了沃爾夫岡·博洛爾當時對基社盟財務狀況記載的原始檔案。作為基社盟的財務主管，博洛爾從1967年到1971年管理著基社盟的財政。正如一份報紙所寫，這份來自“西格伯格法老墓”的檔案，洩露了很多人一直在猜想但從未能證明的有關基社盟的捐款醜聞。《明鏡》週刊——當時“民主的突擊炮”，用這發犀利的炮彈又一次向８年前已經去世的宿敵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發出了一排齊射。據他們的報道，黨主席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有著一張特別賬戶的網。他把高達百萬的鉅款轉移到這些戶頭上並像他的私人財產那樣使用，沒有稅務官員的干擾，也沒有黨內人士的監督。這些錢被指定用於基社盟主席的“個人政治用途”，它意味著施特勞斯可以完全不受干擾地使用這些錢。當然，現在沒有人能夠證明，施特勞斯是否確實拿著這些錢作為私用了，因為早就沒法追查。況且即使涉及到稅務問題，主席收下這些“捐款”也是為了黨的工作。這些賬戶的一大部分錢都由瑪麗安娜為她的丈夫和党進行管理。

沃爾夫岡·博洛爾在施特勞斯周圍的各色人等中是最理想的人選，作為資深的律師，他曾在紐倫堡審判戰犯時為工業家弗里德里希·弗裡克辯護。幾年後，弗裡克讓他做了弗裡克集團獨立負責的企業主管。博洛爾是個強有力的企業家，但他又想成為議員。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滿足了他的願望，把基社盟在阿爾高的一塊選區劃給了這個杜塞爾多夫人。沒有哪個政黨會有這樣的財務主管，博洛爾一人身兼多職，既是捐款者又是收款人，作為弗裡克集團的老闆捐款，再作為基社盟的財務主管收款，而且通常經手的都是上百萬的金額。只要基社盟的財務主管博洛爾需要錢，企業家博洛爾就轉一些過來。其他很多大工業家也認為給施特勞斯捐錢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以此為榮。馬克斯·格隆迪西曾捐過80萬馬克，弗裡克曾捐過95萬馬克。人們想透過這種方式達到各自的目的，或者表明他們支援這個反對社民黨的特定的政治陣營，或者要求共同的決定權，或者還有其他危險的圖謀。賬戶的故事實際上從19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那時施特勞斯還在舍恩地區當州議員，只不過數額還很小，這邊每個月從埃德卡公司得到600馬克，那邊從巴伐利亞光學工業公司得到800馬克。此外，每個月還有來自“國民經濟協會”的5000馬克流進“特別賬戶”。到1961年施特勞斯當選基社盟主席時，賬戶裡大約有65萬馬克。瑪麗安娜，這位專業的國民經濟學家、財政金融主管嘗試利用這些錢，透過在巴伐利亞鄉村銀行或是杜塞爾多夫的波士根／馬克斯銀行等無數次的轉賬來為基社盟賺取資本收益。從博洛爾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瑪麗安娜有多大的影響力，這位基社盟的財政部長想對瑪麗安娜的決定施加影響，但都以失敗告終。

瑪麗安娜和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8）

對施特勞斯來說，已經持續了九年的反對黨生活一無所獲。而此時，在63歲的時候，他終於想要“隱退”，為家庭和朋友們做些奉獻——不如回去不受干擾地當個官，和瑪利安娜一起應酬，同時享受生活。1978年，他決定回到慕尼黑擔任州長的職位，他自認為那是“全世界最美的差事”。難道他真的想“做不成‘羅馬的老大’，就去做地方的諸侯”？但“羅馬”卻又一次召喚了他。那是1979年５月23日，舉行聯邦大會的日子。卡爾·卡爾斯滕斯當選聯邦總統，同時還討論了聯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