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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鍔軍事進攻的同時，梁啟超在上海承擔著更為重大的任務，上海成為護國戰爭初期的政治、外交及後勤中心。

梁啟超一邊透過《時事新報》揭露袁世凱醜行，一邊聯絡各方，策動反袁。當時，全國報館幾乎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鼓吹復辟，詆譭護國軍，而《時事新報》作為進步黨的機關報在梁啟超的“魔筆”下，掌握全國言論，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反袁輿論基地。同時，中華革命黨、歐事研究會這兩個以原革命派人士為首的組織也迅速和梁啟超熟絡起來，而袁世凱的得力干將馮國璋也因不滿袁世凱復闢帝制醜行，與梁啟超越來越近。

雲南地立後，德國、法國駐中國領事同情護國軍，相繼表明立場，甚至願意幫助援力，只有英國顧及自己所屬利益，稍有異議。處於最重要地位的是與袁世凱簽定“二十一條”的日本。為了探清日本的心思，梁啟超透過自己的日本友人犬養毅等活動，使得日本政界###、陸軍方面和在野黨都紛紛譴責政府政策，日政府不得不改變主張，但是其真實目的卻仍是乘“歐洲戰亂，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另行物色一真實確定攜手之人，與之握手”。 隨後，日本政府派青木中將駐滬，專門負責與護國軍的聯絡。外交上的勝利成為護國運動勝利的保證。

雲南是一片貧瘠之地，發動護國戰爭，所耗糧餉頗多，“梁啟超慚汗焦灼，不可言喻”，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梁啟超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借款購械”，並派女婿周希哲前往南洋籌款。“擴充富滇股本”，“強勸巨室投資”，使得護國軍財政危機緩減，為前線提供了強力支援。

梁啟超在上海為躲避袁世凱的眼線，隱居於靜安寺，閉門不出，每日僅靠別人送飯二餐充飢，“茶水亦珍貴視若‘甘露’”，然“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沉溺於反袁護國運動的運籌帷幄當中，亦“覺此境甚樂也”。

驚險的偷渡之旅

雲南宣佈獨立之後，護國軍軍事戰略計劃恰當，士氣旺盛，不斷取得勝利，勢如破竹，首取敘府，佔領納溪。勝利鼓舞了護國軍的鬥志。1916年1月27日，原貴州巡按使劉顯世在收到袁世凱寄來的三十萬軍餉後，正式宣佈獨立，穩定了雲南的外圍，使護國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一大勝利。

護國軍的接連勝利及貴州的獨立，深深地震驚了還在做皇帝夢的袁世凱。慌亂中，袁世凱連下諭令，派曹錕、張敬堯的北洋精銳部隊進攻納溪，馮玉祥、任祥禎所率二師進攻敘府，龍覲光的7000兵力進攻滇東及滇南，對護國軍形成了北、東、南三個方向上的大合圍，壓力驟然降臨在護國軍身上。

2月，護國軍遭遇了曹錕的北洋精銳部隊，在瀘州與納溪之間展開了激戰，不久，瀘納血戰總攻受挫，護國軍不得不退出戰鬥。蔡鍔所部孤軍奮戰在四川蜀道，以“不滿五千人的飢疲之眾”對抗曹錕的“幾十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身處險境，有《軍中雜詩》一首雲：絕壁荒山二月寒，風尖如刃曰如丸。軍中夜半披衣起，熱血填胸睡不安。川南戰場的處境危抑，而湖南戰場的開闢，湘西及川東站場的勝利暫時牽制了北洋軍隊，有力的支援了川南護國軍。二軍進入了對峙階段，但護國軍的形勢更趨緊張。這時，廣西方面成為決定護國戰爭勝負的關鍵。

護國戰爭的形勢讓梁啟超焦灼萬分，揪心不已。“外國漸有致疑於我之實力”而“東南諸鎮之觀望者多”，更為可怕的是護國軍中將士漸有潰氣之跡象。形勢對梁啟超越來越不利，而護國軍諸將也把希望寄託在梁啟超的身上，梁啟超的廣西獨立步伐加快了。

梁啟超的起義方略中，便有廣西獨立的計劃。到上海後，這一計劃便開始投入實踐。但是廣西都督陸榮廷打著“桂人治桂”的旗號，攏絡舊軍隊中的軍事人才，形成了桂系軍閥集團，與袁世凱素有間隙。1915年，高階特務王祖賢被委任為廣西巡按使，用以監視陸榮廷。袁世凱稱帝后，陸榮廷藉口患病不出，靜觀時局，伺機而動。

陸榮廷與梁啟超素未謀面，梁啟超透過蔡鍔、陳炳坤與陸榮廷聯絡起來，而陸榮廷也對梁啟超極為敬仰，頗為推重，二者迅速接近起來。經過深思熟慮，陸榮廷決定揭竿而起，響應雲南起義，並派人赴滬請梁啟超入桂共圖大業，並說：“只要梁啟超早上抵達廣西，我陸榮廷當晚即宣佈獨立。”梁啟超聽後大喜，欣然應允，立即奔赴廣西。

3月4日上午10時，在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