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品意同宰相的規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雖然進入了中央，但地位遠遠不能和長孫無忌相比。他長期遊離在決策圈之外，和長孫無忌又素無交情，頗覺勢單力孤，因此貞觀十九年太宗徵高麗，他是最積極的響應者，也有藉此立功擴大影響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雖然失勢，但畢竟是太宗自己處置的，支援魏王的官員受牽連不是很多。像馬周、劉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輔佐李治，李治的東宮班底，便是由這樣一支矛盾重重的隊伍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後事中大顯身手的許敬宗，也在此時進入東宮，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黨，也非魏王黨，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徵高麗時命太子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可見頗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剛剛繼位，許敬宗便被人彈劾貶官，排擠出政治中樞。人人都知許敬宗因擁護武昭儀為後而東山再起，卻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舊臣這一點，此處特加以闡明。瞭解了這些之後，再看永徽六年這場立後之爭，或許會有新的看法吧！

貞觀末年諸子爭儲，承乾和魏王各結要臣，文武官員也“各有附託，自為朋黨”，嚴重影響了政局的穩定，迫使太宗最後不得不另選李治以折衷調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塊心病，於是貞觀十七年正式冊立李治為皇太子之後，太宗採取了一系列行動，拔除國內國外的不穩定因素，以確保唐王朝的長治久安。概括起來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掃除敵國，讓李治能夠面對一個相對單純的國際環境。

2）　整肅清理國內不服李治的勢力和可能對李治不利的大臣，確保政局的穩定。

3）　選好輔政大臣，保障政權的順利交接。

國際方面，貞觀後期的對外戰事明顯比初期頻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決，顯得越來越缺乏耐心，頗有欲在生前儘量解決所有爭端之意。親征高句麗也是在這種“不遺子孫後患”的心態下發動的。此役雖未達到一戰滅國的效果，唐軍並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僅僅在高句麗戰事結束後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掃平漠北強國薛彥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麗開戰時該國頗有些不老實。一戰滅國之後，太宗更乘勢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將鐵勒回紇諸部落安撫＋恐嚇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親吐蕃之後，雙方關係尚屬融洽，貞觀末年，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爾開西域，針對西突厥汗國發動以吞併整個西域為目標的昆丘道行軍，唐軍殺焉耆王，俘虜龜茲王，“綁架”于闐王入侍，招撫西突厥各部，在碎葉以東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王朝從此確立了對西域的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鎮，以安定西域，守護隴右，捍衛關中。

經過一輪胡蘿蔔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對境外勢力的最佳化組合了一番，唐帝國的國際環境大大改善。而國內政局的穩定，也是太宗十分關心的問題。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晉王派團結一致，精誠合作的，立晉王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結黨相互傾軋之意，繼馬周、劉洎被派去輔佐東宮之後，原魏王黨的岑文字又被升為中書令，可見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終更為信任長孫無忌為首的關隴舊部，且對於曾經卷入承乾與李泰之爭的大臣心有成見，這就為長孫一派打壓異己提供了機會。晉王治被立為太子之後，原來擁護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決非偶然。先是崔仁師“忤旨”被貶，貞觀十九年太宗徵遼，留太子監國，崔仁師與韋挺（也是魏王黨）共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水運，這是個苦差事，結果兩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師之後將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頗忌嫉之”，終又以“罔上”之罪被貶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字升為中書令之後不喜反憂，嘆自己非勳非舊而得高官，責重位高，惶恐不安，應是感受到了這種山雨欲來的莫名壓力。或者是因為心理負擔太重，岑文字越發兢兢業業，疲累過度，不幸英年早逝。馬周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謙沖，很會做人。唯有一向任俠使氣的劉洎依然故我，鋒芒畢露，終被捲入黨爭之中而遭橫死，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

劉洎“性疏峻敢言”，為貞觀後期最出名的諫臣，不僅對太宗多有規勸，同僚之中若有過失也同樣率直敢言。曾上書猛烈抨擊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勳引薦官員多存私心，處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勳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久妨賢路，殊為不可。”這種性格是否受人待見，問問你自己是否喜歡BBS上老拍你磚頭的就知道了^_^　納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