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後《易》學的傳授，《史記》、《漢書》均有詳細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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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時期《易經》的傳授關係為：孔子→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橋疵→馯臂→周醜→孫虞。司馬遷和班固二人的說法略有差異，但基本可信。荀子的《易》學，源於楚人子弓；後來，他久居於楚，其學又傳於楚人陸賈、穆生等。

兩漢魏晉

最早提出天人相應思想的是莊子。莊子說“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秋水篇）

漢代是奠定中國思想的基礎階段，以後的任何變遷都是在這個不變的基礎上所增加的一些看法和說法而已。

在漢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一書中，將易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匯總成為哲學思想體系，並由此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發展到現在，是與這種深刻地認識是分不開的。同時，董仲舒本身也是儒家、儒門解易的第一人。

司馬遷是董仲舒的學生，《史記》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就是來自於天人相應。

司馬遷在《史記？日者列傳》中記錄了賈誼和司馬季主的一段對話：賈誼說“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也必在卜醫之中。”然後問司馬季主為什麼賣卜？司馬季主說：“述而不作，君子之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　這說明了一點，“順於仁義”是作為易學應用（包括義理和象數）的首要前提。

東漢經學家鄭玄，於《十三經》中注有《周禮》、《禮記》等。

南朝宋劉義慶所撰的《世說新語》中記載“鄭玄拜師”一文：鄭玄師從馬融，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等鄭玄學成辭歸之時，馬融便有“禮樂皆東之嘆”儒家的學問都傳到東面去了，“恐玄善名而心忌之”，害怕鄭玄的名聲超過他而心生妒嫉。鄭玄也懷疑馬融派人追趕他，於是就坐在橋下，在水面之上，靠著橋柱，腳穿木屐，馬融果然按照旋轉式盤的兆象派人追趕他。沒找到鄭玄，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於是鄭玄得以倖免於難。

這個記載說明了三個問題：1、馬融的心量極其狹隘；2、式盤的應用在那時已為學者常用；3、鄭玄在“易”應用方面，勝於馬融。

晉代的大文學家、訓詁學家郭璞亦是一位奇才。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有著顯著的地位。其集《爾雅》學之大成，著有《爾雅注》、《爾雅音》、《穆天子傳注》、《周易注》、《山海經注》等傳世之作。《仙遊詩》是其文學代表作，後來啟發了我國古代的兩大文豪一個是李白，一個是陶淵明。其《山海經注》中的風物記敘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關文獻之一。而除上述成就之外，他又是集中國曆代風水學之大成者。其所著具有古代科學和哲理思想的《葬書》、《玉照定真經》等著作都是中國風水學的經典著作。古書記載：郭璞曾受河東郭公《青囊經》九卷，並由是洞之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所佔多奇驗，因此被推崇為東晉以後的中國風水學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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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門易家簡史（3）

據《世說新語》“委罪於木”記載：丞相王導讓郭璞卜卦，卦成之後，郭璞臉色非常難看，說‘公有震厄’有雷擊之災。王導問他是否有避災的方法，郭璞‘命駕西山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至床上常寢處，災可消矣。’後來王導就聽了他的話，照作無誤。‘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王敦（王導堂兄）卻說‘君乃復委罪於樹木’你的災倒是消了，卻把罪推給了樹木。

後來，郭璞四十九歲時為王敦所殺。

《晉書？郭璞傳》：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佔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雲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兇，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雲：“此樹應有大鵲巢。”眾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