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風甚至也統統有了馬克思和毛澤東的論辯味道。馬克思把人道主義的精神延伸到被壓迫的階級和民族身上，要在地球上消滅剝削和壓迫，這種不無宗教理想色彩的平等觀念，在韓少功內心產生了強烈共鳴。他跟大學生和高中生一樣胸懷世界，時刻等待著召喚，準備奉獻自己的一切。

因為家人受到過政治迫害，韓少功厭惡部分紅衛兵的亂打亂鬥。他參加的組織屬於紅衛兵第二代，其中不少骨幹分子也出自受到衝擊的知識分子家庭。當他們掌握學校自治大權的時候，校園秩序曾得到有限恢復，個別擅自對老師施暴的紅衛兵，甚至受到警告公示和清退除名的處分。但整個紅衛兵文化仍然充滿著專制性與暴力性，他們看起來極端民主的激｜情行動，很難說不是以一種獨斷和專橫來取代另一種獨斷專橫，以一種暴力來取代另一種暴力，他們既不打算以下級服從上級，也不打算以少數服從多數。軍宣隊和工宣隊的相繼進駐學校並不能改變這一點。大字報和高音喇叭仍舊讓很多老師如驚弓之鳥，根本不講道理的批鬥會也不時奉命舉行。更重要的是，對立派別之間的仇怨無法化解。韓少功後來在《完美的假定》中對此有清晰的記憶：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參加過很多下廠下鄉的義務勞動，向最窮的農民捐錢，培養自己的革命感情。但為了在誰最“革命”的問題上爭個水落石出，同學中的兩派可以互相掄大棒扔手榴彈，可以把住進了醫院的傷員再拖出來痛打。我還記得，因為父母的政治問題，我被眾多的親人和熟人疏遠。我後來也同樣對很多有政治問題的人、或者父母有政治問題的人，小心地保持疏遠，甚至積極參與對他們的監視和批鬥——無論他們怎樣幫助過我，善待過我。

正是那一段段經歷，留下了我對人性最初的痛感。

汨羅江之夜（1）

韓少功在長沙七中實實在在只讀了一年書，初二到初三都是在革命中度過。到了1968年，城市裡狂風駭浪般的群眾運動已經退潮，大街上大字報和標語也少了許多。走在廢紙飛揚的街面上，腳步聲顯得空洞，他覺得在城裡再待下去實在已沒什麼意思，應該走進社會生活的前沿去實踐理想。

此時，原先帶有減輕城市負擔的勞動力安置行動，被賦予了一種神聖的意義：廣大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到廣闊天地裡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於是，隨著最高領袖毛澤東的一聲號召，上山下鄉實際上成了紅衛兵卸裝退場的結局，只不過是還算體面的結局。哥哥和二姐都已下鄉插隊，韓少功的紅衛兵戰友也一車車奔赴遠方，差不多都走光了。於是，他也主動要求下鄉，儘管他的年齡不到政策規定的十六歲，但負責管理學校事務的工宣隊還是欣然同意——這是一種再好不過的事情。

他追上了那些先行的同學，落戶在湖南省汨羅縣天井公社茶場。

汨羅縣是半湖半山的地區，日月從山那邊升起，往湖那邊墜落。兩千多年前，這個地方叫羅子國。偉大的詩人、楚國大夫屈原因政治上的失意，抱著一塊石頭自沉於此。“當地人的有些風俗，特別是方言，還能與楚辭掛上鉤的，比如當地人把‘站立’或‘棲立’說為‘集’，這與離騷中‘欲遠集而無所止’極吻合。”（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如今，汨羅江的水依然如三千年前那樣清澈，水中飄動的游魚不難目睹。農民也在延續著屈原時代的勞作，生活簡單而貧窮。韓少功長達六年的農村生活就在這裡展開。密集的狗吠迎接了這些城裡來的紅衛兵小將。他們懷著繼續革命矢志不移的豪情到這個窮鄉僻壤，絲毫沒有被流放受迫害的感覺。他們認為革命在城市裡已經夭折，革命成果被一幫“革委會”的新貴篡奪。因此，他們要像當年的毛澤東那樣，到農村來發動農民鬧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帶著簡單的生活用品和大量的馬列著作，還有《鐵流》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文學名著，還有各種樂器以及籃球和槓鈴，甚至還有打完了子彈的私藏手槍——這支惹禍的槍後來曾讓韓少功的幾位朋友受到禁閉審查，其故事出現在長篇小說《馬橋詞典》。

汨羅地區景色的秀美和鄉下生活的簡陋辛苦同樣讓他們驚訝。農民家裡貧窮如洗，像是剛被土匪劫掠過的，沒有一件像樣的家當，一年到頭的早出晚歸，最終能維持起碼的溫飽就算不錯，“有的甚至勞動一年還要賠錢，饑荒慘不忍睹”（韓少功：《鳥的傳人》，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農村生活迎接他們的首先是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和清苦的飲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