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銷售商品。如北京中秋節時，“紙肆市月光紙，績滿月像”。重陽節時，“市上賣糕人頭帶吉祥字”，“糕肆摽彩旗，曰花糕旗”。［61］而燈市，仍以北京為例，“每歲正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在東華門外，迤邐極東，陳設十餘里，謂之燈市，則天下瑰奇巨麗之觀畢集於是”。［62］有些史料記載更加具體：“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也。”一些詩人也詠燈市曰：“燈市百貨聚，穹窿像山谷。波斯細舉名，最下亦珠玉。”“風定晴酣午氣煎，今朝真個踏燈天。平添什物三分價，撒盡官兒新俸錢。”［63］燈市時商業的繁榮景象，可見一斑。在無錫，春燈滿街之日，各鋪行搭起可以抬走的彩亭，“紅紫繽紛，某鋪市某物，內結一毬，即懸某物以別之”。［64］這是非常有效的商品宣傳！誠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這無疑是在演春時的一次廣告性大遊行”。［65］

萬曆皇帝金冠與萬曆皇后鳳冠，均定陵出土。明朝人戴的帽子，大部分都是帽鋪裡生產的。烏紗帽更是如此。本來，烏紗帽並非官帽，唐代大詩人李白當老百姓時，有位朋友送他一頂烏紗帽，他很高興，曾寫了一首《答友人贈烏紗帽》詩，歡樂之情溢於言表。直到宋元，並未將這種便帽與官帽畫上等號。但至明代，這種商品便打上封建等級制的烙印，成為官服。［66］按規定，凡是年老退休的官員，以及侍奉父母辭閒之官，允許繼續戴烏紗帽，而因事罷官者，則不允許再戴。把這種帽子特權化的結果，導致追逐烏紗者日眾，加速了冗官趨勢。透過烏紗帽這種商品生意興隆的背後，使我們看到了明代官僚政治的縮影。有首《折桂令？冠帽鋪》的曲子謂：“大規模內苑傳來，簪弁纓，一例安排。窄比寬量，輕漆謾烙，正剪斜裁。烏紗帽平添光色，皂頭巾宜用輕胎。帳不虛開，價不高抬。修飾朝儀，壯觀人才。”［67］所謂“人才”，貪官，昏庸之輩，大有人在，明中葉後，更是如此。烏紗帽滔滔天下皆是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假烏紗的問世，給好虛榮者、騙子以可乘之機。民歌《掛枝兒？假紗帽》對此作了辛辣的嘲諷：“真紗帽戴來膽氣壯，你戴著只覺得臉上無光。整年間也沒升也沒個降，死了好傳影，打醮好行香。若坐席尊也，放屁也不響。”［68］

明代有一種小商品風行天下，上自達官公卿，下至百姓婦孺，莫不喜好，這就是紙牌，又稱馬吊、葉子，［69］明朝人玩此牌通稱鬥葉子。紙牌共40頁，玩時四人入局，人各八頁，餘置中央，以大擊小，變化多端，饒有趣味。吳偉業曾用擬人化手法，寫了《葉公傳》，將葉子刻畫得淋漓盡致：“有葉公子者浪跡吳越間，吳越間推中人為之主，而招集其富家，傾囊倒屐，窮日並夜，以為高會。入其坐者，不復以少長貴賤為齒。”［70］不久，葉子便由吳越傳向北方，“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71］連大學士周延儒也酷愛到狂熱的地步。崇禎十五年（1642），周延儒出京視師，已行百里，突令旗牌持令箭，飛馬回京，京中見狀驚疑相告，以為軍情嚴重，實際上是取紙牌等玩具而已。時人有詩譏之曰：“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飛去，立限回京取紙牌。”［72］耐人尋味的是，固然在某些地區，有的葉子頗簡陋，無圖，也有的葉子畫上美人、甲第、古將相，［73］但絕大多數葉子，都是畫的《水滸》中梁山泊眾好漢。潘之垣《葉子譜》謂：“葉子始於崑山，用《水滸》中人名為角觝戲耳。”［74］陸容則謂：“鬥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大夫，下至僮豎皆能之……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一萬貫浪子燕青。”［75］當然，宋江等人畫於紙牌上，究竟是何含義，人言人殊，或謂“蓋以賭博如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自不悟耳”！［76］或謂與宋江等人並無關係，“蓋俱錢之數目也”。［77］等等。但不管怎麼說，區區紙牌，浸透傳統文化汁液，散發著強烈的人文氣息，則是不爭的事實。惟其如此，著名畫家陳老蓮也親筆畫《水滸》葉子，經刊刻，流佈四海，今日仍傳於世，神情畢肖，令人讚歎；著名文學家張岱也曾為《水滸》牌作贊，稱魯智深是“和尚鬥氣，皆其高弟”，［78］令人忍俊不禁。明代的不可勝數的小商品中，再沒有什麼比紙牌更具有文化色彩，併產生那樣巨大的社會影響。還需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