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的哥哥、弟弟接到上海，在特科做掩護。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領導人顧順章叛變，父親立刻報告黨中央迅速轉移。他最後通知了錢壯飛的家人，錢壯飛的夫人姓張，就讓他們趕快轉移，回過頭來又想通知家裡，走到衚衕一看，不行了，進不去了，所以只好回過頭就走，我母親就帶著兩個孩子流落街頭。

記者：後來您母親帶著孩子又回了老家，實際上從此又是一家人杳無音信。作為共產黨員的家屬，你們全家的日子是不是也過不安生？

李力：我們小時候受的是國民黨的教育，一天到晚叫共產黨“土匪”“豬毛”。那時候，到處都是反對共產黨、消滅共產黨的言論，什麼“共產共妻”，什麼“共產黨殺人放火”了，報上都是這些東西。但是我們因為有母親在，當地都知道我父親是共產黨，我們對這些東西都不相信。所以從小國民黨的宣傳對我們根本不起作用，我們對共產黨就覺得很好奇，知道共產黨是好人，不像國民黨宣傳的樣子，但是共產黨到哪兒去了，父親在哪兒，我們也不知道。

記者：實際上是您母親一個人撐起了這個家，在那段歲月裡，母親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李力：我母親一直很堅強很剛毅。父親是共產黨，她當時是“反革命家屬”，但是她不卑不亢。1940年我母親才正式入黨，在這以前，她不給我們講父親的事，但是我們知道父親是共產黨。我小時候不是過繼給外祖父家了嗎，有時我回家去跟我母親睡到一個床上。睡覺醒來，母親還在那兒給學生批改作業，要不就是縫衣服、補襪子、補衣服。我們家裡有祖父、祖母，按照舊式家庭的規矩，吃飯的時候，祖父祖母帶著男人、孩子在桌上吃，三個媳婦只能在旁邊給人家盛飯。家裡主要經濟收入靠我母親，我祖父對她很尊重，他叫我母親不叫名字，叫趙先生，但是我母親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二嬸、三嬸不上桌吃飯，她也不上桌吃飯。等我們吃完後收拾了，和她們一起到廚房裡吃飯。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未染硝煙的將軍…採訪李克農的子女（5）

記者：您父親有沒有表示過對您母親的歉疚之情？

李力：1950年的時候，我弟弟結婚，在朝陽門那兒請了一些人吃飯，我父親講話，講著講著就哭了。他說，我對不起趙瑛同志，這些孩子都是她帶大的，我沒盡到父親的責任。他很難受，我們也很難受。

記者：您母親在世時是不是也經常跟子女們回憶過去那些艱難的日子？

李力：我母親從來不說受過的苦，經常跟我們說的一個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做人。第二個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要我們做事情要小心謹慎。

所以母親去世以後，我父親送給她四個字：母儀典範。

要債的來了

1937年李克農回家的時候，戴著禮帽，夾著皮包，女兒李寧一開門不認識，趕快把門關上，給祖父報告說：“爺爺，要債的又來了。”

記者：上面說到，革命戰爭時期，您父親跟家裡長時間隔離，甚至很多年沒有音訊，家裡什麼時候才知道他還活著？

李力：長征的時候父親和母親通訊用暗號，我父親有時寫信回來，上面就是“商店經營得怎麼怎麼樣了”這些暗號。我母親就知道他還活著呢，但是長征以後聯絡就斷掉了。

1937年，那時候國共合作有點眉目了，父親給家裡寫了封信，他說他在“胡公”手下做事。“胡公”就是周恩來，周恩來過去養鬍子，所以叫他“胡公”。這時候全家才知道他在，沒有死掉，但是在什麼地方還不知道，做什麼工作也不知道。

記者：據說您父親在抗戰初期探過一次家，當年離開家的時候您的弟弟妹妹歲數都比較小，作為長女，隔了這麼多年再一次見到父親是不是感覺很親切、很激動？

李寧：那年父親回了一次家，是路過。回家的時候我已經不認識他了，他戴個禮帽，穿個長褂。那時候我們家經常有收租的、收稅的、要債的，我祖父怕這些，所以我看到來人，就告訴祖父說要債的來了，我祖父就往樓上跑。後來我父親就說：“我是克農啊！”我祖父聽到他的聲音就下來了，見到我父親談了一個小時，後來我父親就要走了。我祖父對他說：“我們家這麼困難，你能不能留點錢給我們？”因為看到他是坐著汽車回來的嘛，那實際上是辦事處的車。我父親說：“我身上一塊錢都沒有，我這個皮包還是公家的。”祖父說：“你不是在共產黨裡當官嗎？”父親說：“共產黨的官跟國民黨的官不一樣，共產黨的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