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名為“新議論略”的建議書！

林義哲看到威妥瑪想了起來，不由得又是微微一笑。

“您寫的那份建議，可能很多中國人已經忘記了，但我卻沒有忘記它，並且一直在按照這份建議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原來您一直記得它。”威妥瑪回想著那段歷史，嘆息起來，“我明白您為什麼能取得這麼多的成就了。”

那一次，是西方在華人士第一次系統地提出改革中國內政外交的建議，當中最為有名和影響最大的，便是擔任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的《局外旁觀論》（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作）和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的《新議論略》。

這兩份檔案於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遞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奉上諭交各地督撫詳慎籌劃，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在看到這兩份檔案之後，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斥之為“包藏禍心”，江西巡撫劉坤一則認為“斷不可從其所請”，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則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毋庸變其法”。甚至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也認為只學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來福槍還比不上廣東的鳥槍，包括電報在內的“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觀而不適用”。他們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頑固著稱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論他人？

身為穿越者，林義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後的他所在的那個時代，中國大陸的很多史家仍然認為，威妥瑪等人的建議“負面價值”是主要的，他們不過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條約，舉辦有利於列強擴大侵略的事業。”

那麼，他們究竟說了一些什麼呢？

事實上，赫德和威妥瑪所言，無一不切中當時中國的要害！

這兩份建議書中，所表達的中心意思有三點：

第一，由於虛文粉飾和腐敗成風，中國已陷入非常危險之境地。

首先，是當時中國的官場異常腐敗。赫德在《局外旁觀論》中說：外省臣工“盡職者少，營私者多”。京官則“名望公正者，苦於管轄甚多，分內職分，反無講求之暇；部員任吏胥操權，以費之有無定準駁，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駁飭。”財政困難的原因在於“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

其次，是中國軍隊的落後和無能。赫德指出，中國軍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

再次，中國的教育制度早已過時，士人所學非所用，“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

極度的腐敗帶來的惡果極多。“種種非是，以致萬國之內，最馴順之百姓，竟致處處不服變亂。”

威妥瑪在《新議論略》則說，中國如不急圖改變，將潛伏著亡國和被瓜分的危險：“蓋中華果致終衰亡時，……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第二，中國處理對外事務不當。

中國在30年來的處理對外關係中，以****禮義之邦自居，不能與外國及外國人平等相處，導致許多糾紛，數次失和。赫德在《局外旁觀論》中說：中國“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似此各情，皆由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

第三，中國必須改革。

而中國想要改革，必須以競爭前進的進化論代替中國傳統的迴圈復古的怪論。威妥瑪對此有著極為精闢的論述，他在《新議論略》這樣寫道：“中華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尤有人云：堯舜之時為最。……蓋查進化之約，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五百年前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前愈強。又念自古以來，四海之內，無論何國，不欲較比鄰邦盡心勇進齊驅，未聞不為鄰邦所並。”同時，他指出中國人應該看到，改革與否關係中國的生死存亡：“止有國政轉移，無難為萬國之首。若不轉移，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而且他認為，應該由中國主動改革，否則就有礙於中國的主權：“設或代為之時，用外國之人，使中國之財，將中國置之不問，猶得謂之自主乎！”

第四，中國維護國家獨立的基本道路，就是學習西方，借法自強，並與外國和睦相處。用他們的話說是：“中國自主之要，一在借法興利除弊，以期內地復平。若論其二，立宜設法更求外國和睦。如果不能立派代國大臣往外駐紮，亦宜設法使其免疑見輕。”和睦相處之道，除儘早派出使節外，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