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要挺住！”

“可這棺材裡沒有空氣……我快憋死了……我看不到我們的女兒了……”

“不！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會看到的……”我拼命地扒著硬邦邦的泥土，手指扒出血了，冒著血絲……

忽然，不知從哪衝出來幾個造反派，虎視眈眈地衝我吼道：“周賀玉已經死了，你為他扒墳就是為反革命鳴冤叫屈！”

“不！他沒死，他還活著！他沒死！”我衝他們大聲吼著。

那幫造反派衝上來拽我，我跟他們拼命廝打……

母親把我叫醒了，問我怎麼回事。我哭喊道：“賀玉死了，他被煤煙燻死了……”

幾天前，我聽到一個出納員講了一個真實故事，郊區農村一個男人被煤煙燻死後埋進土裡，可他一見空氣又活了，就拼命敲打棺材，被前來上墳燒紙的妻子救了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哭喊著要去找賀玉，父母堅決不同意。

父親罵我：“你這敗家的孩子，夢是反的，夢見他死了，說明他還活著！”

母親也勸我：“雅文呀雅文，你這是哪輩子欠賀玉的？”

不管是哪輩子欠的，這輩子肯定是來償還了。我這人太痴情，無論是對事業還是對愛情都是如此。後來我對賀玉說：“你要上前線打仗，不等你戰死，我非想死不可！”

我不聽父親的勸阻，跑到附近一所中學打電話問體委工作人員的家屬，體委的人都去哪了。她告訴我，他們住在佳木斯西郊靠山屯一家敬老院裡，坐公共汽車到西郊終點下車，再往南走一個多小時，具體地點她也說不準。

1969年1月10日，剛生完孩子一個月零九天。

我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把女兒留給母親，拖著虛弱不堪的身子，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高寒，踏上了開往西郊的公共汽車……

汽車在冰天雪地中顛簸了一個多小時，終於到達了西郊終點站。下車後，打聽幾個人都不知道敬老院在哪。我只好往南走，出了城區，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野，見到兩條小道不知該走哪一條，只好冒踏上西南那條小道。剛生完孩子，又接連三次煤煙中毒，身體十分虛弱，每走一步都很艱難。大約走了半個多小時，終於遇到一個滿臉霜雪、頭戴狗皮帽子的農民，聽他一說，我差點癱倒在雪地上……

“你走錯了，靠山屯敬老院在東南邊！你得往回走，走東南邊那條小道！”

我只好返回來，又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艱難跋涉，終於來到了靠山屯敬老院——我和賀玉終生難忘的地方。

我走近高岡上的兩幢茅草房，看到土牆上貼著“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賀玉”的標語，我的心緊張得都快跳出嗓子眼了，我不知賀玉是否還活著……

院子裡靜悄悄的，沒人，我急忙推開南面一扇掛著大厚門簾的屋門，只見屋裡坐著十幾個黃棉襖和黑棉襖。除了體委的幾個人，其他人我都不認識。他們一見到我感到很驚訝，問我來幹什麼，我說來看周賀玉。

他們低聲交談了幾句，讓我坐在炕沿上等一會兒。

等的時間並不長，可我卻覺得像等了一個世紀似的。我緊張地盯著掛著厚厚白霜的門簾，不知那道門給我帶來的是親人，還是噩耗……

少許，當我看到頭戴破帽子、身穿破棉襖、腰上扎著草繩子、鬍子拉碴的賀玉掀開門簾低眉順眼地走進來，我心裡頓時像刀割一般，轉而又在心裡驚呼：“啊，他沒死，他還活著！他沒死，他還活著……”

賀玉看到我卻大吃一驚，眼裡“倏”地充滿了淚水……

進門前，我一再告誡自己，不管怎樣，絕不能在他們面前落淚。可一看到賀玉眼裡的淚水，我無論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這時，賀玉急忙眨了眨眼睛，意思告訴我，外面風吹的，急忙把淚水重新又收回到眼簾裡……

賀玉後來告訴我，他和體委主任及一名參加過“三青團”的籃球教練，被關押在真正的牛棚裡，四處露天，想煤煙中毒都不容易。他們用報紙把牛棚全部糊上了，搭起爐子，但仍然很冷，晚間睡覺都要穿棉衣、戴帽子。三個人除了挨批鬥，要給造反派刨室外廁所，燒炕，掏煤灰，刷碗，上山砍柴……

剛生完孩子，又經歷了幾次生死大難，此刻，有多少話要對親人說，有多少委屈要向愛人傾訴啊！可是，他站在北門口，我坐南面炕沿上，我們只能透過十幾雙冷冰冰的眼睛，遠遠地望著對方……不過沒關係，只要他活著就好，只要他活著我們一家三口就有團聚那天！

《生命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