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一再勸我：“想開點，不管怎麼說你是編劇。你應該安下心來把劇本改好，然後準備出書。”

是的，這是我唯一的選擇。

於是，我把自己從痛苦中扶起來，靜下心來，遵照劉揚體先生對這稿提出的修改意見，繼續修改我的劇本。

我這人有一個最大的特點，無論在外面遇到天大的痛苦與委屈，只要一拿起筆，只要一坐到電腦前，眼淚還沒等擦乾，我就能把一切煩惱和痛苦像轟蒼蠅似的全部轟到窗外，立刻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

5月15日，我給周先生打電話，向他催要稿費及那份補充協議。他說他剛從歐洲回來，要我再容他一段時間。隨後他說：“張大姐，趙女士提出要獨立編劇，因為她也去比利時採訪了。”

我一聽就來氣了：“你們明明說好是修改我的劇本，雙方都簽訂了補充協議。現在她跟你們去了一趟比利時，回來就要求獨立編劇，怎麼能這麼幹呢？”

“張大姐，你不同意就算了嘛！”見我不同意，他沒有再說下去。

6月末，製片方在京召開趙女士的劇本研討會，並沒有通知我。在我的一再要求下，7月15日，我才收到小潘寄來的修改後的劇本。

開啟劇本，發現裡面夾著一張字條，是小潘寫的：

“張大姐，遵囑寄上劇本，周主任指示我附上兩句話：將來您寫書請務必避開趙的劇本中的情節和細節……”這張字條至今儲存在我的資料中。

我大為不解，她明明是修改我的劇本，不但不跟我溝通，反而提出要獨立編劇，現在又給我下達這種通牒……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劇本封面上寫著“二十集電視連續劇《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編劇張雅文，改編趙XX”，內文片名卻是《愛如大地》，十六集！

看到這一切，我忽然有一種預感……

我急忙連夜看劇本，越看越坐不住，越看心越抖，最後是躺在床上把它看完的。此前，儘管心裡不痛快，但我還是希望改編者能改出一個好劇本。可是看完劇本卻發現，改編本中隱藏一種潛在的、不可理喻的東西。雖然從故事結構、時間、地點、人物等許多情節都沿用了原劇本內容，但卻給人一種處處沒用原劇本的感覺。這不能不使我想到周先生提出趙女士要獨立編劇的問題……

我怕自己把握不準，怕感情妨礙我對劇本的判斷，急忙讓先生再看一遍。之後，又請一位曾看過我原劇本的編輯朋友幫我再看一遍。

結果，我們三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改編者不是在原劇本的基礎上進行修改或改編，而是採取一種排斥原著、與原著相悖的思維方式——

《生命的吶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十二節（2）

改編者對原劇本中的許多情節和細節，一律不直接使用，而是千方百計地改變它。原劇本寫金玲丟船票，改編者則改成金玲退船票；原劇本寫金玲巧遇維克多，改編者則改成西蒙介紹金玲去找維克多……這樣的情節在劇本中比比皆是。而且，改編者把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好情節、好人物全部刪掉，把霍夫曼妻子改成一個完全相反的人物。她不僅鼓勵兒子上戰場，而且向希特勒告密，出賣自己的丈夫。得知兒子戰死後，她居然興高采烈地喊道：“他死了，他是為元首獻身的，我真高興，我高興極了！”改編者砍掉了原劇本中比利時人民反抗法西斯這條主線，加上大量叛徒、婊子、強姦犯等媚俗的戲，把金玲寫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把納粹將軍霍夫曼寫得很窩囊……

我也曾多次審視自己的內心，是不是狹隘心理在作祟？

不，我是編劇，劇本的好壞不僅牽扯到我的名譽和責任，而且關係到這部劇的成敗問題。我為這部劇付出那麼多，當然不希望它失敗。

幫我看稿的編輯朋友問我：“按理說，她修改你的劇本，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道義上，都應該尊重你的原著。可這人好像處處在跟你唱反調，她為什麼要這麼做？誰給她的權利？她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

是的，這正是我百思不解的問題。

我與趙女士素昧平生，連面都沒見過，本來就像兩顆毫不相干的沙粒，各自按照各自的人生軌跡走著自己的人生道路，只因為這部電視劇才“走”到一起。按理說，她被央視請來，兩位同行應該齊心協力推出一個好劇本，可現在，不管我們承不承認，不管我們委不委屈，兩個文人的良心與道德都將在這個名利場上經受一場無法迴避的考驗——這場考驗最後不得不在法庭上相見——

兩年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