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如屈原詩“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如果再嗑上幾粒搖頭丸，差不多就是現代美國的嬉皮士。戰國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家都很生氣，但對這幫“禮崩樂壞”，無視父訓母教的敗家子完全沒有法子。不過，只要老太太一哭著找到亭長大人，大人隨便拿上條繩子把這不孝子捆送官府，他馬上就服服帖帖，足見嚴刑峻法遠比仁政愛民高效。

我們姑且把韓非子這個比喻變通一下使用：以父母的恩情威嚴，尚且不能驅使子女攔路打劫，那還有什麼仁者能讓老百姓跳出來乾造反殺頭的勾當呢？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們就能看清許多歷史的真相。在不少反動統治時代，老百姓雖然抱有怨言，這種怨言和激憤，卻很快就被統治者的軍刀和馬靴給嚇退了，人終究是怕死的，只要統治者略加安撫，“做穩了奴隸”（魯迅語）的草民也就安分了，對於挺身而出、反抗暴政的英雄，草民們只能默默地“精神上支援”。法國曆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在名著《草原帝國》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蒙古兵想要殺掉一箇中亞漢子，卻沒有趁手的刀，於是命令他站在原地不動，自己四下尋刀，半個時辰後蒙古人拿著刀子回來，那個懦夫還等在原地沒有逃跑。這生動地詮釋了四處屠城的蒙古馬隊為什麼帶著九萬麻袋耳朵征服了半個地球。

如果歷史總是這樣，那這個世界就難免太可悲太絕望了。所幸歷史也不時唱唱韓非子老兄的反調，以韓非子師兄弟的法家理論建立起來的秦王朝一夜之間淹沒在兩個卑微的勞改隊長陳勝、吳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吼聲裡。韓非子理論的失敗，在於他忽視了人民深藏的勇氣和理想，韓非子們自以為是地認為，人民永遠都是一成不變的懦弱卑微。其實他們並不理解，中國人落寞而深沉的表情下，藏著兩副歷史的面孔，一副是在遊牧馬隊的皮靴下戰戰兢兢的奴顏，一副則是“初隨驃騎戰漁陽，縱死猶聞俠骨香”的萬丈豪情。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論，離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其實只差一個註腳，那就是有理想、有信念，服從紀律，悍不畏死，同時具備高度的軍事素養的群眾。赤壁大戰前，劉備過襄陽，跟從民眾竟達十數萬人，等若襄陽城所有軍民都拋下一切，追隨劉備和他的理想去了。劉備終成鼎足三分，不僅在於他得到了民心，更在於他得到的是忠勇俠義、光榮偉大的原生態漢人的民心，這是百萬提著腦袋追求理想的民眾。

太平天國這樣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除了清朝統治者的殘忍和腐敗，造成極度的社會不公正和貧富差距外，還需要有一群勇敢而具有軍事素質的群眾，敢於挺身而出，反抗暴政。在十九世紀的上半葉，這個群眾基礎，在今天廣西、湖南一帶逐步形成。

清軍入關後，清王朝為證明自己比朱明更適合統治這個龐大的帝國，一面加緊鉗制文化思想，一面也在著力發展生產，增殖人口，把人口的多寡作為政績。先是康熙帝頒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乾脆直接“攤丁入畝”，取消了人頭稅。農業社會，男丁就是生產力，“要想富，多生孩子多種樹”，既然不交人頭稅，百姓自然不生白不生，大生特生。於是在清朝前半期，完成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口膨脹，至道光二十年，官府登記的人口已達四億。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口是衡量朝廷行政水平的指標，清王朝拼力增殖人口，最後卻發現自己落入了一個尷尬的局面，人多了，地卻少了，國家的生產並沒有跟上人口的增長，大批無地農民只得淪為流民甚至乞丐，僅首善之區的北京城就有乞丐十萬，相當於一個歐洲一個大城市的人口。如果人多就是盛世，大約康乾年間是一個褲子都穿不上的盛世。早在乾隆年間，國家最盛時，已經有人進言皇帝“百病以人多為首”（《清高宗實錄》卷三三一）。清廷解決人口壓力的辦法很單一，除了移民還是移民，移###動一直貫穿清王朝三百年曆史：早期因為四川等地遭到大屠殺而移民四川，後期因為人口壓力又大規模移民到粵湘黔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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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遺　粵湘火藥桶（2）

長途移民無疑是一條血淚之路，清政府只好採取武力押送的辦法。中國南方稱上廁所為“解手”，正源於清朝移民路上，被捆綁的民眾欲出恭都必須先向士兵請求“解手”。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在抵制移民政策，這些人在失去土地後，甘願成為“流民”，過著一種江湖放蕩的生活。“流民”的存在，大大加劇清朝統治的危機。十九世紀早期，不少“流民”在三合會領導下流竄廣西，以搶劫居民和武裝打劫官府為生，他們甚至控制廣西水道，收取保護費，過著一種類似海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