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以後，形勢劇變。馮玉祥以“集訓”的名義，把全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共產黨員）全部解除武裝，監押在開封宮驛街三道衚衕第二中學，一個一個進行審查。較有名望的三十二個共產黨員則另行看管，商子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後，這些人被押上一截鐵悶子車驅逐出境。商子舟等人在武勝關脫逃，輾轉來到武漢，在漢口找到中共中央。同行的十二個人中，有的被派往蘇聯，有的留下做宣傳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參加起義。商子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區，任中共靖（州）洛（州）軍委負責人。

商子舟認為，洛北地區軍閥派系很多，出了許多諸如井雲飛這樣的山大王，歷代統治者都拿他們沒辦法，不得不借重於他們的力量實行統治，就因為他們有槍桿子，有地盤。一系列失敗使商子舟清醒地認識到，要發展武裝鬥爭，一定要在封建武裝薄弱的地區建立自己的軍隊，創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只有抓起槍桿子，才能夠為老百姓爭取公平和人道。

如果用當時的政府觀點看商子舟的行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行為，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商子舟一直被稱之為土匪或者###，就像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把井雲飛稱之為“大土匪”、“大地主”一樣。

需要向讀者交代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K省國民政府對靖（州）洛（州）的行政區劃做了新的劃分，兩地列為同等級別的行政區，靖州行政區轄北部地區十二縣，洛州行政區轄南部地區十一縣。這樣，原靖（州）洛（州）政府主席、政府軍三十四師師長陸相武的地盤就等於被削減了一半，而洛州行政區則調任國民黨三十一師師長劉世英駐防，原泉縣縣長汪清廉升任洛州行政區主席。掌握靖州軍政大權的陸相武把靖州以及周邊地區控制得如同鐵桶一般，革命力量很難在那個地區發展。

商子舟決定避其鋒芒，把重心放在洛州。洛州山大溝深，在歷史上從來不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國民黨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和守軍劉世英素有糾葛，政制混亂。劉世英主要龜縮固守在洛州城及周邊幾個縣城，而劉世英則在廣大農村依靠當地豪紳行使治理權力，和陸相武的軍隊相比，武器裝備也較差。劉世英是一介武夫，治理軍隊手段落後，那些兵痞們橫行霸道，魚肉鄉里，早已經天怒人怨。這裡正是發動武裝起義，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農曆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十），商子舟發動了著名的洛州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在洛州的統治，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投降，劉世英部大部分被消滅在洛州各縣，只帶領一小部分殘兵敗將向北流竄到靖州，和陸相武糾合到一起去了。

讀者已經熟悉的石玉蘭的家鄉崤陽縣就是在這一年的十月二十九日被宣告解放的。

盤踞在崤陽殘酷剝削農民的大地主陸子儀竟然沒有來得及逃走，在靖州邊界的一條小河岸邊——這裡距離陸相武派來接應的馬隊僅僅一個小時的路程——被憤怒的佃戶（一說是一小股土匪）擒獲，一家老少十三口全部被殺，所帶財物被搶掠一空。

那個炎熱的夏天，整個洛州地面洋溢著勞苦大眾的歡笑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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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起源、方向與目標（4）

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組建了洛北工農革命軍，中共K省省委任命商子舟為洛州蘇維埃政府主席兼洛北工農革命軍軍長、軍委主席。從此，洛州就有了從州到縣，從縣到鄉，從鄉到村的蘇維埃政權。

如果我們從更大範圍看待這一歷史事件，就會發現，商子舟在洛州進行的革命不是偶然和唯一的，事實上，陝北的劉志丹、謝子長、李子洲早已經做了同樣的事情，也就是說，洛州發生的事件是更大範圍內一場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它所蘊涵的歷史意義必然要超越洛州本身，具有一種宏觀的意味。

蘇維埃政權絕不僅僅是把土地分給佃農，它要改變的是幾千年以來一直在延續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這樣，它就要引導民眾對人對事形成合乎革命理想的新見解。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共產黨人做了艱苦的努力。

我寫作本書的時候，曾經翻閱大量歷史資料，作為我的同學吳克勤給我提供的創作素材的補充。當我沉浸在歷史煙塵中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眼光、膽識和魄力所折服。我發現，在改變人的觀念問題上，我們黨早在二三十年代所進行的思想教育活動和文化整合運動，就已經有了我們這些晚輩親身感受的那種深謀遠慮、力度以及無所不在的對於人的精神活動進行影響和感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