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復興軍的座右銘是科學和藝術，但楊銳這麼問。明顯不是這個答案，他思考了一下。搖頭道：“還請先生解惑。”

沒想到幾十年後還有這樣的師生對答，楊銳笑了笑道：“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並不是將領、不是技術、不是戰術、不是藝術，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是對陣雙方誰比誰更野蠻。”

“野蠻？”貝壽同不想居然是這個答案。

“野蠻不是兇厲，不是誰比誰更狠、誰比誰殺人多。因為狠僅僅是一時的，從裡到外、對敵對己都狠才是真野蠻。一個文明人，打著打著就不會想再打下去，他們希望和平，但一個真正野蠻的人，他骨子裡是厭惡和平的，在他看來，殺人和被殺才是常態，和平是變態。換而言之，戰爭源於與生俱來的獸性，而和平則是取決於人性。

長期戰爭是要靠獸性來維持的，歐洲大戰就是例子。德國人就是比法國人更有獸性，所以德國人能撐到最後，而法國人打了三年就想休戰。這是民主制度和君主立憲制的差別嗎？不是。這其實是兩國國民身上獸性比例的差別，這種差別你能從德國人的日常起居和法國人的日常起居中看出來，柏林就是沒有巴黎舒適，所以德國比法國人更具野蠻特徵。

稽疑院代表大部分人是民選的，不管這些人花錢買了多少選票，他們都是民眾的代表。如果他們身上野蠻不足、獸性不夠，那即便你強制他們保住日本又如何？即便強制他們對美開戰又如何？民眾全都不想打仗想投降、不想出力想偷懶，說不定你前方打著，後方就革命了。到時候你不但不是民族功臣，反而是挑起戰爭的罪人，甚至，審判你、絞殺你的不是美國人而是自己人，這種例子在歷史上素來不少。

歷史上每每有英雄出現的時刻，都有國家民族全面衰敗的背景，要不然為何只有英雄的個人而沒有英雄的國家？要不然為何國家民族會落入生死存亡的境地，使得要靠幾個英雄來救場？如果民族國家的大勢是消亡，即便靠英雄力挽狂瀾，最終的結局一樣無法改變。這次，我們就用下半年的談判來試試這個國家有多少獸性，如果這關都過不去，我們打贏了戰爭又如何？我們死後，又有誰能支援這個國家？”

縱然心中再熱血，楊銳的話也讓貝壽同涼到骨髓。是啊，如果民眾都不想戰爭，那自己所作所為又還有什麼意義？他忽然想起了楊銳多年以前的一次內部講話，那時是說：人類只有兩種狀態，其一為獸，其二為奴，人僅僅是由獸變為的奴的一個舒服過程，器物越精緻、文明越發達、思想越人性，那人就離為奴不遠了，因為他們全然忘記了大自然至高無上的生存法——你死我活。

思慮即此，貝壽同緩口氣再道，“先生，其他人不管，可年青的學生們卻不乏熱血之人，這些人總有獸性吧？”

“年青學生那不叫獸性，那叫腦殘。和他們站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國家被他們徹底糟蹋，你我的結局和日本總理大臣濱口雄幸一樣被忽然槍殺。”楊銳沒想到貝壽同居然打年青學生的主意，不得不再次告誡，“民意不可肆意煽動，我當年煽動農民已經給後來者開了個壞頭——宋遁初就是因為想走這條路最終完蛋的。雖然陳其美殺他只是為了挑起國家內亂——這人從來就沒有在國內呆過，根本不知道司法獨立的效應——但宋遁初還是可以說學我而死。”

“稽疑院那些反對中日結盟、要求交好美國的嘴炮回答一個就好：解散同盟後，要是哪一天日本在美國的逼迫下決定開戰，以他們的作風戰爭定是以偷襲開場，屆時他們打不過，而美國大兵壓境，要佔領整個日本，我們當如何行事？

是坐視日本被美國馴服改造、最終變成美國的附庸，還是加入戰團、幫日本抗擊美國？”楊銳似乎有些動怒，激動的道。“美國不是英國，他不可能在此情況下接受第三國調停而放過日本，他肯定要日本無條件投降才會消極怒氣。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中日結盟反而能約束日本、遏制戰爭，而不是嘴炮們睜眼說瞎話講的，結盟是戰爭的禍根。

這也是為何當初北庭要吞併的原因，留一箇中立國在兩個強國中間，隔著一層你猜我我猜你，遲早會出事。歐戰不正是這麼打起來的嗎？戰爭起因不是德俄衝突、不是法德衝突、也不是奧俄衝突，而是雙方勢力交錯的半中立地帶發生衝突，最終引爆整個歐洲。

日本政局很亂，五年前刺殺濱口一案，就是政局不穩的表徵。上次的事情若不是我們強烈抗議，要求重判那些兇手，說不定日本就德國化了。便是現在，也全靠犬養毅的立憲政友會在獨撐局勢，要是犬養毅再被青年軍人殺了，那日本就要癲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