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禁了，而今，日本政府也不知為何不批准本雜誌創刊發行……”

“仲甫兄，請問禮部為何要封禁雜誌，莫不是章先生因為我們提倡新文學故意如此？”青年雜誌胡適期期都看，卻沒有看到任何違法叛亂的東西。

“這……”陳仲甫低頭沉吟了一下道，“現在政府對出版物監管極嚴，除了保證金審查制度外，還有敏感詞等新玩意兒……”

“仲甫先生，什麼叫敏感詞？”胡適數年不在國內，從來沒有聽過敏感詞，是以又插言相詢。

“敏感詞就是復興會禮部強令印刷所不許排列的那些詞，類似封建朝代的避諱。比如‘嚴州整肅’、‘獨裁會’、‘楊殺頭’、‘朱麻子’，‘章瘋子’‘小銀鳳’……，這些詞若是作者非要寫出來，那印刷所只能是以‘*’號代替，讀者看到也是幾個星號。”

陳仲甫辦雜誌日久，早就習慣敏感詞了，說起來並不氣憤，可剛才美國歸來的胡適卻是大憤，他似乎頭髮都要豎起來，大聲道：“怎麼可以這樣！還有憲法嗎？還有言論自由嗎？這還是民主國家嗎？這簡直就是封建獨裁國家！”

從海外游回來的海龜剛回國總是要有個適應過程，陳仲甫對此已習慣了。他笑道，“按照楊竟成的說法，我國可從未標榜過自己是民主之國。敏感詞其實只要迴避便可，只要不是故意攻擊政府，用別字代替也行。青年雜誌被封是因為雜誌上有革命黨人戴天仇的文章，而且東廠那些人還知道我們雜誌的發行量，他們計算之後發現雜誌一直是在虧本經營，加上雜誌有革命黨人的文章，就斷定雜誌已被革命黨人收買，所以……”

被封禁的理由居然是這個，胡適恍然大悟，他不好問陳仲甫雜誌社是不是真的接受了革命黨的饋贈，只問道，“他們怎麼知道雜誌虧本還是賺錢？這是內部事務啊！”

這次沒等陳仲甫說話，鄧慶初便搶先答道，“適之有所不知了。根據私營企業法、公司法，雜誌社也是公司，具備法人資格，因而不但要去工商管理處登記註冊，還要將註冊資金去指定銀行開戶，更要請一個兼職會計、或是自己去國稅局學半年記賬透過考試，這才具備開業資格；成立後和外界做生意則要開具發票，大款項禁止現金交易，只能從銀行走賬或用支票；再是我們這些編輯雜工的月薪，為了交個人所得稅都是要去國稅局報稅。

雜誌雖然辦在租界，可租界的洋人今年開始也容許國稅局對界內的中國公司和國人收稅。所以這國稅局一查，標價兩角實售一角的雜誌一個月只賣兩千本。按照雜誌的厚度一算印刷成本，再算租金、薪資。立馬就知道你是虧了還是賺了。這復興會啊，盡整這些折騰人的東西。為了收稅無所不用其極，當初我去國稅局考那什麼會計上崗證，考了三次才勉強考過，真他娘……”

說到考會計上崗證鄧慶初就憤恨，這根本不是四柱記賬法而是一種比洋人商行還複雜的複式記賬法，什麼貸呀借的、什麼憑證啊發票啊，這些東西弄的他頭都大了幾圈。國稅局的人還不定期查賬，一有小問題就要糾正，大問題還要罰款。真是吃飽了撐的。

“國稅局倒只管收稅，不管你這錢是偷來的還是搶來的，只要有收入就要交稅，用楊竟成的話說，人之一生只有死亡和交稅無可避免。”陳仲甫道。“只是政府這麼武斷的認為雜誌社受革命黨資助，我是不認罪的，再說我和他們是以朋友相交嗎。這些人以前還是復興會的朋友呢，真是黨同伐異啊！”

“仲甫先生，那接下來雜誌社怎麼辦啊？”鄧慶初憤恨國稅局。胡適卻不好說美國的國稅局未必不是這樣，只是他在國人面前從來不說美國的不好，對歐戰之慘狀也諱莫如深，就怕國人因為這些而敵視排斥西洋先進文化。真要這麼，那全面西化還怎麼推行？

“現在我也不知道去那了啊！”陳仲甫雖說要去南洋、去安南，可那只是氣話。那地方都是廣東人和福建人，而這兩地之人都很迷信。青年雜誌他們是不會多買的。

陳仲甫正發愁，外面蘇曼殊在門外似乎是在與人交談。一會他便拿著一封信飛快跑進來道：“仲甫！行嚴說請我們去京城！”

“什麼？”正不知道去哪的陳仲甫看著眼前眉開眼笑的假和尚，不解道，“去京城幹什麼？”

“行嚴說他已將我們的事情和孑民先生說了，孑民先生也看過我們辦的青年雜誌，說既然雜誌被封禁，那就把雜誌辦到北京大學去。”蘇曼殊說道。

“辦到北京大學還不是一樣被封禁啊。”陳仲甫口中雖然擔憂，但卻把章士釗的信從蘇曼殊手上搶過去了。還沒等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