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小半個案几了，如今沒有如此大的字盤，還得花幾天功夫去做。若有了字盤，用一二十個工匠，一日內排好字盤當無問題。”

在李佑看來，這就足以應付當下需求了。至於人力更不是問題，朝廷撥在國子監使用的雜役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抽出幾十個來排字盤問題不大。

出了典籍廳，孫司業指著前方道：“那裡是掌饌廳和會饌堂…”

“這就不必看了。”李佑吩咐道。他心裡有了計較，沒心思再接著巡視了，打算再去與石祭酒談談。在國子監辦報紙這種事情，啟動經費不是問題，他可以從銀號借支，但人力方面是繞不過石祭酒的。

之所以下定了辦報紙的決心，是因為李佑判斷這是個雙贏的事情，如果有好時機，那便非常值得去做。

對他自己而言，只要辦成了報紙，各種好處自然不言而喻。輿論也是權力，掌控輿論影響政治不是什麼新鮮事。何況只一頂“大明近代報業創始人”的名號，就足夠虛榮了，幾百年後寫進歷史課本沒問題。

同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子監監生的壓力和情緒。也算是他李佑的政績，誰叫他是朝廷派來整頓監生平定人心的。雖然朝廷本意多半是找個位置打發他，不指望他能做出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蹟，但能出彩就出彩。不用含糊。

李佑估計，他辦這份報紙至多用百十來個監生，但若模式成型後。其他選不到官的監生可以回到家鄉有樣學樣，很能解決就業問題。

其實天下各階層裡，讀書人是最難侍候的，既要精神追求又要物質需求，簡單的說就是兩點——飯碗和體面。做官尤其是美職輕易就可以滿足這種需求，對此李佑看的很透徹。

但目前癥結就在於，科舉興起後監生不吃香了。選官變得越來越困難。這個體制李佑是沒辦法改變的，只能另闢蹊徑，辦報紙或許就是一種不錯的出路。

如果報紙能賺到錢，就解決了參與人員的飯碗問題，同時對吃報紙飯的讀書人而言。也具備一定的體面。

一是不用經商做工，免操賤業；二是寫出來的東西若能有千萬人傳閱，對讀書人的激勵是很大的，足以使人感到臉上有光；三是激揚文字指指點點，可以滿足這批不能做官讀書人的議政，產生虛幻的“無冕之王”心理進行精神自慰。

而且李佑也很明白，報紙這個東西如果運用的好，還能夠給監生一個情緒發洩渠道，緩解現實壓力。減少各種不穩定因素帶來的麻煩。

從大環境來看，國朝有一點好處，雖然常有老冬烘感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但不可否認民間思想十分活躍。

對此朝廷管制也不嚴，甚至從理論上還是支援民間發聲的（雖然只是被供起來的理想主義祖宗法度），堵塞言路放在誰身上都被認為是錯誤（不是罪行）。當然前提是別宣揚殺官造反忤逆不孝之類的。

而且太平年間的商業繁榮，也是報紙這種新鮮事物能夠生存的土壤。國子監雖然政治地位日趨沒落，但卻擁有極大豐富的人力和看起來挺靠譜的技術積澱，

從典籍廳回彝倫堂的路上，李佑邊走邊低頭沉思，越發覺得可行性很高，值得一試，哪怕可能需要先期投入一些本錢。

他不說話，陪同人員自然也不敢隨便做聲，一直靜默著到了彝倫堂東房外，孫司業才作揖與李大人告辭。

“報紙？你是說抄報？”石祭酒疑問道。

這年頭除了官方邸報外，民間有抄報這一行當，也算是報紙的雛形。尤其是遇到熱門事件時，總是有各種抄報瘋狂流傳，但在李大人眼裡，這有點類似於二十一世紀熱門帖子到處被轉載的情形，既不專業也不正規。

他把自己的構想簡單的與石祭酒說了幾句。那石大人聽到要動用數十工匠、上百監生，而且要有規律的定期印製並在京城傳送，憑著直覺也感覺不是小事。便謹慎道：“此事奏過朝廷後，再行處理。”

“若事事都奏請處置，那還能做成什麼？那還要你我何用？”李佑不以為然道：“大明律裡沒有禁止的事情，當然就可以去做！敢問大明律可否有禁止辦報的條款？”

石祭酒仍道：“無論如何，畢竟茲體事大，不能不小心。”

李佑斷然下了決定：“人力都是現成的，此外並不需動用國庫一分銀，又不曾違法犯禁，何須上奏？本官之意已決，這個月做好準備，下個月開始印刷發報！”

石祭酒思忖片刻，這李佑與他互不統屬，誰也沒辦法用權力壓服對方，但李佑的舉措對國子監很可能有好處，至少是有益的嘗試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