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開你的批鬥會，注意點。”

晚飯後，我早早地站在會場外等候。不一會李世成也來了，就站在我的旁邊。我小聲對他說：“站遠點，不要讓人家懷疑我們搞攻守同盟。”

約八點左右，來開會的人基本到齊了。但我們不敢擅入會場。按照以往的慣例，被鬥者入場前，先有人領著場內群眾如山洪暴發般呼一陣口號，以顯會議的威嚴，壓一壓批鬥物件的氣焰。要聽到呼最後一句：“把xxx揪上臺來！”被鬥人才敢上場。但是，今天沒有人呼口號，氣氛也並不十分緊張。會議主持人只派了一個普通群眾走到我身邊不冷不熱地說：“叫你們進去。”

我們走到一個用幾塊木板臨時搭成的高臺上，看到臺子後面有兩塊用硬殼紙做的黑牌，我就主動把我那塊掛在脖子上，李世成也自己掛上了。批鬥會就這樣開始。

主持人簡單說了幾句，也沒讓我們作自我檢查，就直接由群眾發言。

最先發言的是一個常在憶苦思甜大會上涕淚橫流的生產隊副隊長。他的發言只有一句話：“金成，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幕後指揮打了多少人？”

本來我想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但沒有打過人，更沒有幕後指揮打人，我是一貫反對打人的。”但一轉念，話多必失。比如，如果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人家就會抓住這兩個字繼續質問：“你犯了哪些錯誤，要老實交待！”這樣下去就可能沒完沒了。因此我就緊接人家的提問，回答了一句話：“我在文革中從來沒有打過人，也沒有幕後指揮打過人。”不知道是對方認可了我的回話還是沒想到下文，發言竟短暫地冷場了。

但不久就有第二個人發言。第二個發言人也只質問了一句：“金成，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什麼立場上？”我同樣用一句話回答：“既然貧下中農批判我，說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

出乎意料的是，颳了那麼大的風，打了那麼響的雷，卻只下這麼一點毛毛雨。更出乎意料的是，那幾位對我誤解最深的朋友，平時在某些場合常表現出憤憤不平，大有不把金成揪出來誓不罷休之勢，此時卻無一人出頭說話（我真希望他們能當面把心裡的所有誤解都吐出來。好在這些同志很快解開了心結，這之前、之後直至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老兄弟）。在這樣一個大會上，只有兩個人發言，兩句話質問，再無人揭發，也無人分析批判，連最起碼的程式都沒進行完，對我的揭發批判就這樣結束了。這同樣讓我有些感到意外。後面就把我晾在了一邊，矛頭集中指向了李世成。

有人問他：“你在文革中打了多少人？”

李答：“就打過一個人，你們都看見的。”

又有人問：“是誰指揮你打的？”

李答：“誰也沒指揮，是我自己有氣打的。”

再有人問：“你為什麼要打人？”

這一問倒好象挑起了李世成的滿腹怨氣。他挺直了腰，瞪圓了眼，提高了嗓門，竟理直氣壯地說：“你們先打我們，我為什麼不能打你們？”

在批鬥大會上用這種語言來回答群眾，這還了得！他的“負隅頑抗”立刻引起了一陣騷動，有人帶頭呼起了口號：“行兇打人罪該萬死！”

李世成並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兇也是你們先行兇，你們才罪該萬死！”

這愣頭青就是這樣不看時候，這種場合怎麼能硬碰硬，不服軟呢？有人馬上從後面抬出一塊早就準備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寫著“打人兇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繩綁在木板兩頭，中間留一個圓圈，用來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個牛性子，豈肯就範。但雙手難敵四拳，任憑他怎麼掙扎，木板最終還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為了不讓他把木板取下來，一邊一個彪形大漢，使勁捉住兩隻手，這樣他就無法動彈了。

後面再不讓李世成說話了，專由群眾發言，分析批判。其實，李世成就是打了這一個人，分析來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麼說還是這麼回事。發言的也就是那幾個人迴圈往復。他們不厭其煩無非是要爭取一點時間，不讓那塊剛掛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讓這傢伙佔了便宜。

折騰了一個多小時，聽眾好象有些厭煩了，有的開始悄悄地離場。積極發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詞，顯得興致不高。於是主持人走到臺前，說了聲今天批判會暫時開到這裡，接著宣佈金成和李世成明天遊街示眾。然後要我們先離場。

按照慣例，我們離場時也應有人領頭呼幾聲口號，如“xxx滾出去！xxx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