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宗藩關係；如果與第三國引起外交交涉，第三國的承認便屬必要。

日本已承認朝鮮自主，那麼將來日朝間發生糾紛，日本利用該國際法的解釋，便有反對中國干涉的“權利”。

在日本外交家處心積慮的計劃下，以後的朝日交涉都是直接談判的，中國果然無法國參與其中。

日本侵略朝鮮的急進行動，必然迫使中國採取新的對朝政策。

李鴻章對朝鮮的基本政策，一向是維持傳統的宗藩關係，既不願意朝鮮獨立，也沒有餘力來設法加強“宗主權”。

換句話說，就是一切保持原狀。

但時勢迫使中國必須改變傳統的對朝政策。

對朝的政策問題，直接聯絡到對日外交。

在中日交涉之中實際主持事物的李鴻章，自從1871年中日簽訂《修好條約》之後，對日本一直採取一種聯絡羈縻的政策，希望借“中日修好”條規之力，約束日本的行動，並抱著“聯東方形勢”的幻想。

這顯然是對日本的侵略政策毫無所知導致的。

其實，在簽訂修好條規時，日本就要求“相同西例”，也就是要分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攫取的權益。

其後，日本於1872年派使至中國要求修改條約，尤其著重取消《修好條約》第二條有關兩國友誼相助的規定。

這些跡象表明日本來者不善，而洋務派官僚還被矇在鼓裡，繼續做著“聯東方形勢”的白日夢。

直到後來中日間發生種種不愉快事件，日本侵略的野心暴露，李鴻章才開始轉變態度，逐漸地從聯日變為防日。

“總裁，李鴻章來了。”卡特莉娜卡芙公主道。

萌總裁點點頭，“讓他進來吧。”

現在萌總裁駕馭各方面事務的能力，越來越強了，他開始真的像是一個君主一般淡定，並且是有經驗，有魄力的君主。

李鴻章行了一個鞠躬禮，“皇上，我看，是不是在大院君和閔慈瑾之外，再在朝鮮扶持一派勢力？以免得華軍警備司令部每月為剿匪傷腦筋，而且，收效也一直不大。”

萌總裁眼睛一亮，他最近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呢，點頭道：“說下去，這個我也在考慮，你有合適的人選嗎？”

“有！大院君的兄長，李應的哥哥，李最應。”李鴻章提醒道。

萌總裁嗯了一聲，這個李最應，他是知道的。

李最應於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年，朝鮮純祖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道光十三年（1833年，純祖三十三年）被封為興寅君。

翌年純祖大王薨，李最應被純元王后金氏任命為守陵官，守護純祖的王陵3年。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朝鮮憲宗八年）李最應被任命為冬至正使兼謝恩正使，出使中國。

朝鮮哲宗年間，李最應主要在宗親府擔任閒職。當時安東金氏把持朝政，飛揚跋扈，李氏宗親遭到空前的壓迫，李最應與其弟興宣君李應在那時十分落魄。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哲宗去世，神貞王后趙氏命李應之子李命福（李熙）入繼王統，繼承王位，興寅君李最應才重新翻身。

同治四年（1865年，高宗二年）四月，李最應被任命為營建都監提調，負責景福宮重建事宜，後又歷任扈衛大將、判義禁府事、判宗正卿等職位。

當時興寅君李最應的弟弟興宣大院君攝政，但是大院君實行獨裁政策，不允許任何人以裙帶關係分享權力，因此李最應始終沒能攀上高官。

而李最應的權力慾又非常強，他在大院君執政時得不到重用，又想得到高官厚祿，被形容為“廚下飢狗”，大院君又一直不給他升官，因此他非常厭惡大院君，“與其弟大院君素不協”。

後來朝鮮王妃閔妃逐漸崛起，準備推翻大院君，李最應立刻投靠了閔妃，與驪興閔氏外戚巨頭閔升鎬、閔謙鎬過從甚密，並時常出入大院君的府邸雲峴宮，為閔家刺探情報。

最終，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閔妃借崔益鉉彈劾大院君之上疏而鼓動高宗宣佈“親政”，趕走大院君，李最應和閔家人也不斷慫恿，高宗便在十一月三日宣佈“親政”，大院君垮臺。李最應也很快恢復了扈衛大將的官職。

後來李最應又協助閔妃肅清中央到地方的大院君餘黨，冊封閔妃之子李為王世子，因此李最應又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高宗十一年）十二月拜相，被擢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