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一陰一陽謂之道”，“道”即規律。

然而，在乾與坤、天與地、陽與陰、剛與柔這兩對矛盾中，它們卻又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有從的。“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乾陽居尊位，坤陰處卑位，坤順於乾，陰從於陽。將這一理論應用到社會上，人的行為應該是“順天應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認為，“德”是人修養的至高境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只有崇尚其道德，才能成就其大業。

《周易》與西方宗教哲學相比，它沒有建立獨立於人格之外而主宰一切的上帝概念，其中所謂的“天”，或表示“道”，或表示自然界，或與地相對應，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統一，研究的物件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為根本。

西方宗教哲學則將人與“上帝”永遠地割裂開來，人始終成為上帝的“奴僕”。

三、“易學”的興起和影響

《易傳》的問世，彷彿一下子開啟了“易學”神秘殿堂的大門，研究者接踵而來，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派六宗、互相攻駁”的現象。

西漢初年，“天下但有《易》，未有它書”。將《周易》推上顯赫的位置，並冠以儒家經典之首，促成了漢代“易學”的勃興。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注重“象數”，強調卦的形象與數字。“象”指卦象和爻象，即卦、爻所象徵的事物及位置關係，“數”指陰陽數和爻數。這種以“象數”解說《周易》並推測宇宙或人生變化的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過很大影響。

魏晉時期，王弼力矯漢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觀點。他認為，“象”只是用來“存意”的手段，人們不必拘泥於具體的“象”。他專講《周易》的思想，力廢象數。

然而，唐代陸德明的《經點釋文&amp；#8226；周易音義》、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穎達的《周易正義》等，則特別多的保留了漢代“易學”成果，成為後人研究“漢易學”的重要資料。

宋代把“易學”研究推到歷史的頂峰。據《宋史&amp；#8226；藝文志》統計，“易類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顯著特點是對《易》圖的研究。《易》圖指“河圖”、“洛書”和“先天圖”、“後天圖”。

他們在理學思想影響下，以“義理”釋《易》，強調從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涵義來解釋卦爻象與卦辭、爻辭。主要著作有程頤的《易傳》和朱熹的《周易本義》。

元明時期，不但篤守程、朱遺說，而且進一步闡發其“圖”、“書”與“性”、“理”。胡廣“奉敕”編撰《周易大全》，主要採用了程、朱注本。這是一部作為科舉取士用的標準讀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讀之書。

到了清代，古老的“漢易”復又得到學者們的重視，一度出現“漢易”、“宋易”百家爭鳴的局面。

為了調和兩派“關係”，康熙命李光地等人“採摭群言”，編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恆等人編撰成《周易述義》，使“象數”、“義理”齊頭並進，一起發展，把“易學”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時，清儒還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歷代“易學”著作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和評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人瞭解“易學”的發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進入20世紀，“易學”研究越發火熱，除了繼續從“象數”、“義理”等方面進行研究外，還出現了大量的運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行探討的著述，使《周易》在歷史、文學、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廣泛而深刻的闡述，拓寬了“易學”的研究視野。

這一時期，以傳統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註釋與考證兩大類。前者有黃煥釗的《周易輔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楊樹達的《周易古義》等；後者有聞一多的《周易義證類纂》、白壽彝的《周易本義考》、王明的《周易參同契考證》等。

民國期間，拈辛齋是最具影響的易學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學易筆談》、《易數偶得》、《愚一齋易說訂》、《讀易雜識》、《改正揲蓍法》等七種，其學說貫通古今，集儒、道、釋、耶穌為一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易學”體系。

尚秉和則是以專門研究象數之學而聞名海內的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