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娃的老公是個繁忙的會計師，他們的女兒快一歲了，正處在第一次分離焦慮期，老哭哭啼啼，她老公下班回來，看見伊娃已經是頭都要炸了，就讓她安靜一會，自己帶著寶寶開車去兜風，這一兜就是兩三個小時。

這些事聽上去都是不值一提的，但是我們多數人的老公卻是很少能單獨照顧孩子的，哪怕只有幾個小時。我家這個老公對這個說法不屑一顧，但是如果是他的話，即使我坐在另一個屋子裡，他最常說得話就是——老婆，你快來看看啊；老婆，孩子的乾淨衣服放哪裡了？如果我出門一個小時，回來家裡就和剛來過強盜一樣，翻了一個底朝天，孩子像是沒娘管的，老公像是剛參加完運動會。我記得我生產完第一次出去和同學吃飯，老公在家一會兒一個電話，後來乾脆撥通電話，放在女兒的嘴邊，然後問我聽到孩子哭沒有，他在家裡，就是對著女兒——你吃奶嗎？睡覺嗎？噢，想媽媽了吧，我們給媽媽打個電話吧。儘管，在眾多親友的口裡，老公已經是個很稱職的爸爸了。

但是稱職歸稱職，能力不夠是個事實。我常常思考這是為什麼呢。尋本溯源，原來我們從小也是這麼長大的，我們受到的家庭教育是這樣的，我們的男女定位是這樣。月子裡的時候，孩子一有動靜，奶奶和姥姥立刻衝過來，但是爺爺和姥爺就穩坐釣魚臺，最多友情出演一下，喊一句——快，孩子哭了！我那時覺著身為媽媽的女人，就該像黃繼光一樣，隨時準備衝鋒陷陣。婆婆常常唸叨：“不錯啦，當年我生孩子的時候，他爸爸連屁股都沒擦過一下，躲得遠遠的。”同樣，美子、伊娃她們的老公從小也是他們的那個樣子長大的，媽媽有時要和朋友出去喝喝茶、逛逛街，爸爸在家一樣的。肯德基的全家套餐，在加拿大叫“mother　night　off”，看媽媽除了寶寶，還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我不得不說，那樣作媽媽，心情更愉快。

體驗憂鬱症

有個畫漫畫的朋友，有一天，在網路上遇到了，談了一會兒，他說他覺著自己有憂鬱症，只是輕度的。嚇了我一跳，雖然我想我知道從事創作行當的人，受到的精神壓力大於常人，但是還是嚇了我一跳。此人說話向來有板有眼，他最近發現自己失眠、焦慮，一張嘴說起話來就停不住不能控制，於是作了一個憂鬱症的測試，得到了這個結果，還說他有個朋友在國外，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吃過幾個療程的藥就好了，所以他打算去精神病醫院看看。我只聽說過精神有疾的人堅稱自己健康的，還沒聽說過有人主動到精神病醫院去的。我力勸他慎重行事，如果一定要去，一定找個人陪著；如果一定找不到人陪，那麼請一定在家裡留個字條，說明去向。我還真害怕，萬一朋友被診斷的結果比想象中的嚴重，就地收診了，再沒地方去找他了。

後來，定下來要回國省親一趟。開始準備各路親友的禮物的時候，忽然想到，我何不到家庭醫生那裡開些憂鬱症的藥回來，以前聽說過好多次，在加拿大，只要睡不著覺，就是憂鬱症。動了腦筋，立刻就去約大夫。

第二天，我如期到達診所，等了好久，終於等到大夫走到我的隔間裡。我的家庭醫生是個香港移民，在加拿大上的大學，於是像華人一樣兢兢業業又像白人一樣不容變通。每天她都要接好多的病人，我看見她在走廊裡都是小跑著走路的，同樣大樓裡那個波蘭人開的診所，一天到晚掛著“休假中”的牌子。她一進來，抄起我病歷就開始寫寫劃劃，來不及掃我一眼，問：“最近有什麼問題？”

我小聲地說：“老是睡不好覺。”一是不好意思，再也是裝成病懨的樣子。

醫生抬頭，看了我一下，“這種情況有多久了？”

“兩三個月了吧，我記不太清楚。”

“是睡不著，還是睡不踏實？”又問。

“是睡不著，睡著了也好像大腦還很清醒的樣子，能想起好多事兒。”心想，壞了壞了，怎麼問這麼多，也不直接給點藥的。

醫生聽了，嘩的轉過來，正對著我，盯著我的眼睛，嚴肅地問了一串問題，我只好接受她的暗示，依次作答。

“最近是不是脾氣很暴躁，不願意作交流？”

“是。”

“是不是記憶力不好，總忘記事情？”

“是。”

“是不是想念從前的朋友，不習慣這裡的生活？”

“是。”

“有沒有結交新的朋友？”

“沒有。”

“是不是覺著很孤獨？”

“是。”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