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中村豐一又把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動，詳細通報給了犬養健三人。

得到了蔣介石的批准，有了尚方寶劍，二月份，高宗武終於飛出了令他窒息的漢口，抵達香港，重新活躍起來。

高宗武首先在香港開了一家“宗記洋行”作為掩護，稍事佈置，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試圖儘快溝通與日本的聯絡。

高宗武在上海剛一落腳，便與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取得了聯絡。

松本是日本首相近衛文的智囊，情報界把他看作是近衛的私人駐華代表，是個重量級的人物。

松本與高宗武在日本帝國大學讀書時的老師有同窗之誼，與高宗武早就相熟。

高宗武急切地向松本重治打探近衛內閣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宣告的內情，能堅持到什麼時候？何時能重開談判之門？

松本告訴高宗武，佔領南京讓日本人發狂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目前的外交僵局是打不開的！

正當高宗武一籌莫展之際，一別數月的部下董道寧出現在他的面前。

這個董道寧的經歷頗有些傳奇色彩，他生於中國，長於日本，平常總是以“日華人”自居。

高宗武派董道寧到上海活動，毫無進展，他竟然在剛剛卸去“滿鐵”職務、專門從事特務活動的西義顯的協助下，像回老家一樣，很輕率地去了一趟日本，與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搭上了線。

影佐禎昭以私人名義，寫了兩封措辭曖昧的書信，託董道寧帶給日本士官學校時的老同學何應欽與張群。

影佐禎昭的信件，使高宗武大為興奮，他似乎捕捉到了一絲開啟僵局的希望。

高宗武帶著初次出擊的成果從香港飛回漢口，將影佐禎昭的信件交給侍從室，直接呈給了蔣介石。

隨後，蔣介石秘密召見了高宗武。

蔣介石召見過後，高宗武第二次從漢口飛赴香港，西義顯早已從上海趕到香港等候。

兩人見面後，高宗武告訴西義顯，蔣介石看了影佐禎昭的信後，表示瞭如下的意見：

“向敵將致信，等於以武士的生命交於敵將，對其誠意及勇氣深表敬意，東北、內蒙可以留待他日協商，河北、察哈爾則須絕對交還中國，日本應尊重長城以南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如果上述意思承你們諒解，便先行停戰，然後以此為基礎，進行和平細目的談判。”

西義顯將信將疑，覺得上述意見不像是蔣介石親口說的，更像是高宗武憑著自己的自信與膽略，以蔣介石的口氣而作的回答。

雖然有所懷疑，但西義顯還是迅速返回東京，向日軍參謀本部傳遞了這一資訊。

此時，日軍鋒芒正盛，日本軍方執意要以武力迫使國民政府投降，對西義顯的傳話根本不屑一顧，沒有作出任何的回應。

沒得到明確答覆，自負的高宗武，滿心失落地飛回漢口，彙報所事渺茫。

正在這個時候，恰好傳來了日本近衛內閣改組的訊息，盧溝橋事變時主張不擴大事態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這讓蔣介石嗅出了一絲“和平”的氣息，老蔣授意，以行政院副院長張群的名義給宇垣一成發了賀電。

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飛往香港，再次向日本方面傳話，告訴日方，國民政府中央軍尚有百萬軍火，即便不再輸入，尚足兩年之用，即使日軍攻下武漢，內部亦決不會起變化。

蔣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顯示實力，促使日本主動求和，以爭取對國民政府有利。

可是，讓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高宗武雖然身為外交官，但骨子裡卻充溢著一股自由知識分子的習氣，從來就不是一個甘於奉命行事、聽差候遣的角兒，總是喜歡按照自己的想法別出心裁地行事。

高宗武兩赴香港，並不滿足於做蔣介石的傳聲筒，而是積極主動尋求與日本方面開啟僵局的辦法。

自中日開戰以來，高宗武一直認為“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內心裡早就服膺於汪精衛了。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和西義顯透露，漢口有一個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派”勢力，他們正在成長起來。

高宗武還與日方人員相約共同參與“和平運動”，以出場秩序的先後，稱西義顯為太郎，董道寧為次郎，西義顯的助手伊藤芳男為三郎，高宗武為四郎，松本重治為五郎。

高宗武兩次返回漢口，在等候蔣介石召見的日子裡，大量時間是在與汪精衛、周佛海密謀實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