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江南計程車紳識大體，顧大局，該交朝廷的錢一分不少，崇禎皇帝也沒法解決蜂火四起的北地。因為銀子買到東西，才叫錢，買不到東西，不過是塊金屬而矣。汪洋洪水之中，是身上有窩頭的人能在樹上活下去，還是有錢的人能活下去呢。

周士相從來不是一個坐在家裡就拍腦門決定事情的人，他需要錢來解決現在的財政問題，但他比朝堂上的官員們看得更清楚，也抓住了明末問題的本質所在，那就是糧食才能決定一切。為了獲得糧食，自起兵起來，周士相就在著手恢復生產，甚至於發兵安南。

有了糧食，人餓不死，才能談其他。沒有糧食，光有一堆金銀，又有什麼用。

光復南都，佔領江南以後，周士相頂著壓力進行清欠，自然不是他財迷心竅，而是他要解決問題，解決一個積弊兩百年來的大問題有錢的同時也得有糧食。如那些士紳所言，賊秀才這是窮瘋了，想學李自成，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只是二者的目的不同。清欠的本質是為了打擊江南士紳，瓦解他們的特權，削弱他們對地方的影響力，而不是為了他們口袋中的銀子銅錢。

清欠也只是一個開始，並非結束。清欠的目的達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設鄉”。解決效率低下的行政執行體系，讓皇權下鄉，對地方實行有效動員，無疑就是“建村設鄉”的本質所在。周士相來松江，便是為“建村設鄉”坐鎮，親自監督來的。松江是江南開展“建村設鄉”的第一個府，松江幹好了，做出成績來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設鄉”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產，用廣東的辦法來整合田地，進行集中有效的耕作，類似於“屯田”模式，只不過並非由軍隊來完成，而是由被徹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權力的鄉村自行完成。這中間，士紳階層被拋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太平軍的傷殘及退役人員，由這些太平軍出身的鄉長、村長們執行從齊王府發出的每一道命令，並且落實並督促。層層環環，將所有人置於一個集體之中，動則全動，靜則全靜。

來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還秉承著來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紡織業，恢復耕地，成為一個大糧倉。他劃了一個紅線，糧食重於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經濟體量已經巨大無比，可耕地的紅線卻一點也不能動。無論社會如何發展，文明如何進步，維持這個體系的不是什麼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糧食。沒有糧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過是空中樓閣；沒有糧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會成為鋌而走險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來的地盤很大，可和當年的崇禎皇帝一樣，其實也是個爛灘子。兩廣殘破、江西殘破、湖南殘破、安徽殘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廣東經幾年治理，稍稍好些，卻要承擔廣西及日後雲貴的接濟，安南的糧食源源不斷的輸入廣東，又源源不斷從柳江運往廣西，再一點一點的消耗。因為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糧食能夠一直輸送到北方，走陸路的話，更是個浩大及無底洞的投入，得不償失。所以周士相必須要有一個新的糧倉所在，如此才能接濟江西、安徽、江北，並保證日後北伐所到之處，都有源源不斷的糧食跟上。

只是在松江走訪多處後，周士相卻改變了主意。他發現近二十年的兵災沒有破壞當地的商業生態，農民們對於種植水稻的積極性並不高。當種田所得和種桑、種棉二者間的利潤不在一個級別或者相差太大時，農民便會自覺選擇種植經濟作物，而不是繼續種水稻，種麥。因為他們考慮得只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們也不會去想，在他們家鄉之外，有多少人在飢餓中等死。他們只會想，自己今年能掙幾個錢。

直接利益驅動下，松江的農民們不想種糧食，那些商人作坊主們也不會想什麼“改桑為田”。周士相很奇怪，連年戰亂之下，江南這些紡織品怎麼還能賣的動。汪士榮稟報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這些紡織品有自己的銷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衛就是最大的一個港口。據汪士榮說，大量紡品在金山港口裝船，然後販賣到金廈去，然後由金廈方面再轉賣海外。除這條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設江寧織造局，由織造局大量收購江南的紡織品運往北。京，然後再由內務府的那些皇商銷賣到各地。這世上從來不缺窮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錢用在穿上面。另外，絲綢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畢竟能買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卻是要的。再怎麼窮，一家大小總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舊，總能裹體。有了這個硬性需求，紡織作坊自是不愁無工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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