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今本十卷，坊賈所合併也。初，延祐科舉之制，《易》、《書》、《詩》、《春秋》皆以宋儒新說與古註疏相參，惟《禮記》則專用古註疏。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書，又在延祐之後，亦未為儒者所稱。明初，始定《禮記》用澔注。胡廣等修《五經大全》，《禮記》亦以澔注為主，用以取士。遂誦習相沿。蓋說《禮記》者，漢唐莫善於鄭、孔，而鄭《注》簡奧，孔《疏》典贍，皆不似澔注之淺顯。宋代莫善於衛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簡便。又南宋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而澔父大猷師饒魯，魯師黃榦，榦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餘蔭，得獨列學官。其注《學記》“術有序”句，引《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周禮·鄉大夫》實無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賈公彥《儀禮疏》，乃孔穎達《禮記疏》文，正與賈說相反。頗為論者所譏。然朱子注《詩》“騋牝三千”引《禮記》“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禮記》無此文。注《孟子》“神農之言”引史遷“所謂農家者流”，《史記》無此文。蔡沈注《書》“厘降二女於媯汭”引《爾雅》“水北曰汭”，《爾雅》無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記》“紂使膠鬲觀兵”，注“星有好雨”引《漢志》“軫星好雨”，《史記》、《漢書》亦均無此文。是皆偶然筆誤，未足以累全書。且何休漢代通儒，號為學海，而注《公羊傳》“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語，尚誤記《爾雅》為《禮》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禮制當有證據，禮意當有發明，而箋釋文句，一如注《孝經》、《論語》之法。故用為蒙訓則有餘，求以經術則不足。朱彝尊《經義考》以“兔園冊子”詆之，固為已甚，要其說亦必有由矣。特《禮》文奧賾，驟讀為難。因其疏解，得知門徑，以漸進而求於古。於初學之士，固亦不為無益。

是以國家定製，亦姑仍舊貫，以便童蒙。然復欽定《禮記義疏》，博採漢唐遺文，以考證先王制作之旨，並退澔說於諸家之中，與《易》、《詩》、《書》三經異例。是則聖人御宇，經籍道昌，視明代《大全》抱殘守匱，執一鄉塾課冊以錮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矣。

△《禮記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澔《集說》為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

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月令明義》·四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崇禎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禮記》五篇以進，此其一也。其說以二至、二分、四立皆歸於中央之土為取則於《洛書》之中五，而五氣於以分佈。此歲功所由成，政事所從出，故作《月令氣候生合總圖》。又以《月令》載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圖》，並細載中星距極遠近度數及寅泰、卯大壯等十二卦彖象，以為此聖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為一章，其日躔星度則各列原本於前，而別列授時歷新測於後。考《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故《大衍曆議》曰：“顓頊歷即夏曆。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記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韋更考中星，斷取近距。”然先儒論說，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經》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舊文，更附益時事，名《御刪定月令》，改置《禮記》第一。故《開成石經》於昏旦中星悉改從唐歷。宋延祐二年，仍復舊本《月令》，而唐《月令》別行，以其變亂古經，不足垂訓故也。道周乃別立《經》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