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的必要前提：6000萬噸鋼鐵加上4億噸糧食加上四個現代化。

人們十分耐心地排著長隊在購買偉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開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個叫盧新華的男生成為所有在這個時期做著作家美夢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這就如同一個叫周杰倫的男生在今天成為無以計數的上海年輕男女的偶像。

這個時候，上海的年輕男女並沒有也不會意識到一個叫食指的詩人始終如一地表達著的對“制度”的憤怒，這種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種意義上可以與那個“古拉格群島”上的索爾仁尼琴相提並論；

這個時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會也不可能關注著發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蓋亞那的一次人間慘案，人民聖殿教教主瓊斯帶著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處集體走上天國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後，中國的一個詩人才在《瓊斯頓》的詩歌中對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莊嚴的回應。

這個時候，很少有人能夠洞察到當時“陽光情感”背後的空洞性、虛幻性，他們也不具備這樣的智慧洞察到後來中國左派布林什維克即將發起的對西方文化的嚴厲批判。

在美國記者琳達·馬修斯《北京正處於美國文化侵略的前夕》的報道中，她是如此記載當時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輕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數以百計的中國青年在歡度1978年除夕時，跳舞直跳到黎明。一個20歲的女學生在觀看她的朋友隨著“星期六夜晚之狂熱”的音樂練習舞步時，“我就愛這種美國音樂。”

這個時候，在上海江寧路702弄的江寧別墅中，一戶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陽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來到這裡，先將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紅木傢俱一網打盡，隨後，因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細軟而心猶不甘，便將曹先生與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間中進行所謂的“背靠背”審訓，最後從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誘騙出藏在曹家大姨媽家中的全部細軟。

十二年之後，曹先生在1978年的“陽光政策”中獲得人民幣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個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說：你們的姆媽跟了我一輩子，也為你們做了一輩子，因此，我想，補到的這筆錢全給你們姆媽存了起來，供她未來生活所用。你們呢，每人發個100元，算是大家高興高興。

那天曹家一片歡聲笑語，曹先生的兒子曹忠銓也特別激動，這個經年在海上漂泊、有著作家之夢的男兒，那天悄悄地做了這麼件事：將他的100元喜錢匯給了此刻還在安徽插隊落戶的大阿弟。在匯款單上他這麼意味深長地寫著：阿弟，一切正在改變。

同一時間但不同地點和空間，生活在當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帶的朱壽昌先生，也在某個早晨清晰地感覺到了這一點：天終於變了。

與尤大寶非常相似，朱壽昌也是那個時代的“小開”。1949年前，他的父親擁有兩家玻璃廠，家中還有一輛“奧斯汀”轎車。49年後，朱的父親經歷了大陸中國所有資本家必經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隨後公私合營，再隨後拿取定息。在父親強大的資本庇護下，長子朱壽昌無須擔心衣食住行更無須憂愁油鹽醬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災害”，朱壽昌也沒有多吃南瓜麵疙瘩，罐頭食品有效地補充了他體內對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記住了“午餐肉”那份獨特的口感和香味。作為“小開”，他唯一遺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會”、“仙樂斯”、“百樂門”、“埃爾令”等等舞廳，這讓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轉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壽昌狼狽不堪的日子。

朱壽昌一家原先獨自享用一幢石庫門建築，這時，一家五口人被趕到了一個三層閣樓中，在那個假三層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壽昌，如同張震那樣地凝望著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發著只有鹹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鹹帶魚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裡，每個酷熱的夜晚，當高溫彷彿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涼井水中的“華東26號西瓜”是給予朱壽昌的唯一快樂，他不敢想像其它的東西，更不敢想像後來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飯店中的那頓豪吃。

1978年，過去的工商業主由於歷史性的平反而進入了國家退款、退房的階段，如同曹忠銓的父親，朱壽昌的父親也被補發了8000元人民幣。作為家中的長子，朱壽昌的父親給了兒子2000元人民幣。朱壽昌給太太買了一個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則套上了一塊“英納格”手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