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界令，於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在寧波重新開口通商並開設了清代四大海關之一的浙海關。

鄭氏光復江南之後，寧波府作為主要海貿城市的地位並未遭到削弱，甚至在經濟上奉行重商主義的明鄭方面更加重視海貿的發展，不但允許各國商船前來貿易，更鼓勵本國商人出海貿易，因而一時間寧波當地萬商匯聚、百業興旺、船隻往來不止，市面極為興旺。

“分省之後杭湖等地的貨物已經改由松太等處出洋，但嚴州、衢州、金華、紹興等府貨品依舊需要仰仗寧波口岸。”浙東市泊使林照向鄭克臧報告著，作為海關衙門的屬員，他與省府之間並無直接隸屬的關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還擔負著秘密監督者的身份。“不過隨著臺溫兩府的開口，預期嚴、衢、金華等地貨商將改走臺溫口案。”

“所以說寧波地方對浙西首府定在臺州、臺溫開口有相當的意見嘍？”

“是，”林照如實回應道。“寧波地方士紳認為本藩有過河拆橋之疑。”

“過河拆橋？他們也配！”鄭克臧不屑的評價道。“若不是東洋艦隊就泊在大衢山，這幹黑眼睛中只有白銀子計程車紳早就把私港給建立起來了。”

鄭克臧這話是有因頭的，明代中期禁海很有寧波走私商人的影子，其後汪直、徐海峰等更是倭寇背後的黑手，雙嶼的私港更是一度聞名天下，有這樣的前科，鄭克臧又如何可能把壟斷的權力交給寧波商幫。

由於寧波海商賄賂市舶司、船政司甚至腐蝕東洋艦隊的案件時有發生，因此林照對於鄭克臧一語雙關的評價不敢作出回應，只好垂首聽著，此時就聽鄭克臧話鋒一轉：“當然該安撫的還是要安撫，這樣吧，林卿，你代孤去祭拜一下新建伯和梨洲先生。”

新建伯王陽明和黃宗羲都是餘姚人，前者是創造了“知行合一”以及“心學”的新聖，後者也是受到時人景仰的一代儒宗，鄭藩公開祭拜二人，自然能最大可能的安撫浙西的讀書人，而安撫了讀書人，還沒有獨立走上政治舞臺的海商們自然就無法公開跳出來表示不滿，鄭藩自然能將危機化解在無形之中。

至於鄭克臧為什麼不本人親自祭奠以達到更好的影響，這也是有說法的。王陽明的墓地在紹興縣蘭亭鎮花街洪溪仙霞山南麓、黃宗羲的墓地在餘姚城東南10公里的化安山下的龍山東南麓，雖說也都在鄭克臧行進的路線上，不過兩人再偉大都是屬於臣子，自是不能讓君王親自禮拜的，否則就是僭越，是違背禮法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林照領旨退下，鄭克臧又衝著身邊的文學侍從言道：“傳旨下去，追諡前明兵部尚書張煌言忠烈，並著浙西及杭州府祭拜張煌言墓及岳飛墓”

詔書下達之後，鄭克臧隨即驅車前往天一閣。天一閣藏書始自嘉靖年間的明兵部右侍郎範欽，當時藏書就有七萬餘卷，後世子孫也多加收集，並且依據範欽“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的遺教，藏書數目日眾。

當然鄭克臧並非黃宗羲一樣的大儒，他來天一閣自然不是為了品鑑那些罕見的孤本、善本，而是為了發揚文治，希望範氏子孫能提供書樣，由秘書監來統一校對、印刷並提供給中央及省、府三級圖書館。對此，範氏族人自然是不可能拒絕鄭克臧要求的，更何況鄭克臧還允諾在刊印後的書籍封面上印上《寧波範氏天一閣藏書選集》幾個字呢。

就在賓主盡歡的同時，距離天一閣不遠的月湖菊花洲朝鮮使館裡一場密謀也在上演。

說起來，原來朝鮮雖然跟鄭克臧締結姻親，但在整個東寧時期於臺灣並無常駐的使節，然而隨著明鄭政權在江南等地的統治得到穩固、明鄭又扶持李爀、出兵朝鮮，在兩國關係日益緊密的時刻，為了進一步獲取明鄭方面的支援，南朝鮮決定在鄭藩常駐使節。

南朝鮮倒是想在武昌設立使館的，但是鄭藩卻援引琉球事例予以明確拒絕，雖然南朝鮮方面試圖以兩國關係有異琉球來求得額外待遇，但最終卻不得不如同琉球在福州、安南在廣州一樣於通商口岸寧波設定朝覲使館。

“金大人。”通商使（副使）權左光屏退館內眾人、壓低聲音跟朝覲使（正使）金侗賓商量著。“夏王途徑寧波，對我們而言可是個機會。”機會，當然是機會，崔英之、崔憲兄弟以擁立之功在南朝鮮內部結黨篡權引起了相當一部分朝鮮大臣的不滿，而當前密謀的兩人正是反崔聯盟中的骨幹。“只要說動了夏王，不怕大事不成。”

“崔氏兄弟篡權並非一日，夏王難道從來沒有耳聞嗎？”世家大族出身的金侗賓卻沒有副手這麼樂觀。“顯然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