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對我解釋說，檢方在長達5年的時間裡監聽亞瑟的電話，共有時長6000小時14000段電話錄音作為證據。“阿里克斯，你想想看，”布魯斯笑著說，“從14000段電話錄音中，檢方只要選取其中的10個電話，比如那些你發脾氣、大喊大叫說髒話罵人的，然後放出來給陪審團聽，連你自己都會相信那個電話中的人是個黑社會壞蛋。”他說，如果檢方將錄音中的相關人員找來，威脅利誘之後，成了法庭上的證人，這樣一來，你一定在陪審團面前被動，幾乎沒有贏的可能。

我聽得瞠目結舌。還好，我主要在中國做生意，否則我在公司對下屬的咆哮會在美國被檢察官描繪成黑社會老闆的。布魯斯接著說：“阿里克斯，你在這種地方聽到和看到的，許多美國人是不知道的，也無法想象的。”我點點頭，埋頭吃著漢堡包喝著湯，讓漢堡包中硬邦邦的麵粉肉塊在菜湯的伴送之下，慢慢咀嚼、下嚥。

亞瑟平時不怎麼吃午餐，常把自己的餐盒送給別人吃。但開庭審判以來，他每天筋疲力盡，需要在週末的時候補充體力。因此他認真吃完自己的午餐，他說他要堅持住，因為他的審判可能長達5周才能結束。

每一次庭審，對犯人煉獄般的考驗不只體現在法庭上，也在法庭外展開。每次開庭，獄卒會在凌晨4點半喊醒你，讓你漱洗完後集合到當天出庭的犯人間。然後，你和大家挨個在獄卒面前*搜身，連頭髮也要抖弄幾下，連陰囊都要兜上去翻看。接著，匆匆吃完早餐，你要被繫上腳鐐手銬。當你在黑漆漆的囚車中被送到法院地下室的囚室，漫長的一天才剛剛開始。等當天休庭，你被押解回監獄，又要經過一次*搜身和電子探測儀，方才解開鐐銬，此時已過晚上8點。

我想到，亞瑟這個白髮小老頭要被這樣折騰一個多月，真為他擔心。我們用完午餐，又被趕回到囚室。我雙手合十，為亞瑟祈禱，希望真相和正義戰勝虛偽和做秀。

既便是這種祈禱中的真相和正義，犯罪嫌疑人付出的代價還不只是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而且還有錢財的大量消耗。一般的聯邦案件律師，每小時收費500美元是普遍的，一個月的開庭審判下來，亞瑟的訴訟費用將會高得驚人。當然，你可以申請免費的律師，但幾無勝訴的可能。

這就是美國！這就是全球*典範下的司法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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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點30分　教室

我對沃特女士是又愛又恨。她是個60多歲的小老太婆，白人，戴著眼鏡，總是風風火火，顯得很忙的樣子，懷裡捧著一堆的資料，進出各監倉的大門。

沃特女士負責犯人教室和電腦房，所有我們要查閱自己案件證據的，都要經過她才允許使用電腦，所以大家對她畢恭畢敬。不過，你一旦進了沃特女士的使用者名稱單，你就在這小老太婆的魔爪之中，動彈不得。有幾次，我已經看完了自己的案卷材料，留在監倉，沒按時去教室，相當於“蹺課”了。結果，沃特女士讓獄卒將我帶到教室，她找出一張紙，對乖乖站在面前的我抖了抖，指著畫線的幾句話說：“吳先生，你明白英文單詞‘mandatory’是什麼意思嗎？”她是說，我來教室看案卷的申請一旦批准，就是強制性的，否則就把我從電腦使用者名稱單中取消。我只好可憐巴巴地認錯。從那以後，每天下午老老實實來上沃特女士的課，在她的課表上簽字。

其實，我們犯人每在沃特女士的課表上簽字一次，她就增加了一項工作業績。而我則可藉此機會，遠離監倉大廳的嘈雜，享受教室的安靜。

午餐之後，我回房休息片刻，然後照例穿好囚服外套，拿著眼鏡、筆記本和鉛筆，告訴獄卒山姆，“Classroom”，然後站到監倉鐵門邊，等候山姆用對講機通知押送員來將我送到教室。沒多久，押送員來了，對著門外的監控攝像機揮了揮手，監倉鐵門“哐”的一聲徐徐開啟。我和另外兩個犯人排好隊，雙手做投降狀舉過頭頂，背對著押運員站立，由他逐個搜身完畢，方才指示第二道監倉鐵門開啟，接著我們進入監獄大樓的走廊。

監獄就是犯人的世界，這監獄大樓走廊相當於大馬路。用獄卒的話來說，我們犯人上這大馬路必須得乘坐押運員這輛“Taxi”才行。監獄嚴禁犯人單獨在這樣的大馬路上行走。

於是，我們一行三人乘著押運員這輛“計程車”，行走在監獄大樓的走廊。我們一字排開，靠牆右側行走，押運員殿後，靠牆左側行走。我們走到樓梯門口停住，等候押運員去押運同一樓層其他監倉的犯人匯合在一起，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