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落四起戰黃河（1）

永樂年間明王朝自遷都北京，並完成會通河等河段的改造和疏浚後，京杭運河成為明王朝賴以維持統治的南北交通大動脈。也從此開始，明王朝傾盡心力，維護著京杭大運河的暢通無阻。

運河穿黃河南行，受黃河的影響最大。

在顫抖的悠悠歲月裡，黃河賦予中華民族的一半是血淚，一半是黃金。法國大作家雨果曾說過大自然是“雙面像”，這在黃河身上展示得淋漓盡致，表現得無以復加。翻開塵封的典籍，搜尋關於黃河的書頁，每一頁的正反面上寫滿的都是“水患”二字！更有甚者，黃河，稍有不快便更轍易道，隨意奪口，時兒北走天津，時兒南下江淮，沿黃百姓痛苦不堪。

此時，有著三百萬年河齡的黃河下游卻十分紊亂，主流遷屣不定，或者北衝張秋（今屬山東陽穀，明代會通河與大清河交匯處）運道，或者南奪淮、泗入海。到了嘉靖前期，黃河下游走的主要是“南道”，即自今河南開封而東，到江蘇徐州注入泗水，南流到淮安匯淮河，流入黃海。而京杭大運河呈南北流向，在淮安一帶黃、淮、運十字交會。這有有利的一面：徐州以南運河水量不足時，可以得到黃河水的補濟；但不利的一面更大：黃河氾濫時，會立即造成運河淤塞，漕運中斷。

一匹快馬，賓士在潼關至洛陽的驛道上，馬背上的騎手不住地大聲吶喊：“汛情——汛情——”

快馬以一晝夜行500裡的速度（快於洪水的推進速度），向下遊接力傳遞水情。

快馬越過洛陽，向開封、徐州、淮安、宿遷賓士！

快馬過處，響起一片報警的鑼聲：“黃河漲水啦！黃河漲水啦！”

仿照奏報邊防軍情的做法，自明朝開始，“凡患害急緩，堤防善敗，聲息消長，總督必先知之，而後血脈貫通”。（《明史·河渠志》）

此時的黃河、淮河與運河在黃河下游像麻花一樣擰在一起，要保運河暢通，必須治住不停擺尾、不時氾濫、桀驁不馴的黃河。

長期以來，明朝廷一直把保證大運河暢通作為治黃的主導方針。後來，又出現了“護陵”任務，即保護鳳陽、泗州的祖陵不被侵灌。——祖陵高於運道，高於民生，這就是封建王朝“皇上”的心胸，就是“官”與“民”的關係。——提出了“首慮祖陵，次慮運道，再慮民生”的治黃方針，採取“北堵南疏”和傳統的“分流殺勢”治黃方略。

“北堵南疏”，就是修築和加固皇家的朱氏祖墳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憑黃水來時向另一岸氾濫。

“分流殺勢”，就是將氾濫的黃河水向多處分流，以減輕洪水對運河的威脅。

無論是“北堵南疏”，還是“分流殺勢”，都是消極的，種下了更大的禍根：嘉靖晚期，黃河在徐州以上河段一度分岔13股南下，河患十分嚴重。在黃患最嚴重的6年中，明朝政府因負責治河官員不力，接連換了6人，可是，只要治黃指導思想沒有改變，換人又有什麼用？災害依然如故。

嘉靖四十四年（1565）7月，黃河在江蘇沛縣決口，沛縣南北的大運河被泥沙淤塞達200餘里，徐州以上縱橫數百里間的中原大地成了一片澤國，災情空前嚴重。

這一年的11月，朝廷第一次任命僉都御史潘季馴總理河道，協助工部尚書兼總理河漕朱衡搶險救災，暢通運道。

潘季馴，字時良，號印川，烏程（今浙江湖州）人。29歲中進士，入仕途，授九江推官，宦海沉浮，累官至工部尚書兼右都御史。

44歲的僉都御史潘季馴走馬上任。

他深感責任重大，國家的安危在他心中，百姓的生死在他心中，自己上任之前一年換一人的教訓也在他心中，他不想使自己成為被朝廷換掉的第7人！

生長在東海之濱，根本不瞭解黃河、淮河的潘季馴上任之後，立即帶人到河患最嚴重的地方慰問百姓，實地查勘，沿河而上，訪問有經驗的當地鄉官、老農和老河工，詳細瞭解水情，徵詢治理意見。

三落四起戰黃河（2）

這天，潘季馴坐著一位老船工駕著的小船，再次深入災區勘察。潘季馴坐在中艙，左右鼓棹，向中流進發。狂風大作，暴雨傾盆，黃河疊浪千層，一望無際，潘季馴乘坐的小船如一片飄在浪濤之上的樹葉，被埋在浪裡顛簸。突然，巨浪打來，小船被捲入旋渦，潘季馴和老船工都暈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潘季馴慢慢醒來。睜開眼一看，不幸中的萬幸，自己和老船工都被掛在樹梢上，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