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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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引言

在現代，無論研究什麼學問，對於研究的物件須先有明確的認識，而後才能有所獲得，才能不誤入歧途。比如一個人要研究中古的燒煉術吧，若是他明白燒煉術是粗形的化學、醫藥學和一些迷信妄想的混合物，他便會清清楚楚的挑剔出來：燒煉術中哪一些是有些科學道理的，哪一些完全是揣測虛誕，從而指出中古人對於化學等有什麼偶然的發現，和他們的謬誤之所在。這是以科學方法整理非科學時代的東西的正路。設若他不明白此理，他便不是走入迷信煮石成金的可能，而夢想發財，便是用燒煉術中一二合理之點，來誣衊科學，說些“化學自古有之，不算稀奇”的話語。這樣治學便是白費了自己的工夫，而且有害於學問的進展。

中國人，因為有這麼長遠的歷史，最富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加以傳統的思想勢力很大，也最會苟簡的利用這些經驗；所以凡事都知其當然，不知所以然；只求實效，不去推理；只看片斷，不求系統；因而發明的東西雖不少，而對於有系統的純正的科學建樹幾乎等於零。文學研究也是如此。作文讀文的方法是由師傅傳授的，對於文學到底是什麼，以弄筆墨為事的小才子自然是不過問的，關心禮教以明道自任的又以“載道”呀，“明理”呀為文學的本質；於是在中國文論詩說裡便找不出一條明白合理的文學界說。自然，文學界說是很難確定的，而且從文學的欣賞上說，它好似也不是必需的；但是我們既要研究文學，便要有個清楚的概念，以免隨意拉扯，把文學罩上一層霧氣。文學自然是與科學不同，我們不能把整個的一套科學方法施用在文學身上。這是不錯的。但是，現代治學的趨向，無論是研究什麼，“科學的”這一名詞是不能不站在最前面的。文學研究的始祖亞里士多德便是科學的，他先分析比較了古代希臘的作品，而後提出些規法與原則。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人們抓住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來評量一切文學，便失了科學的態度；因為亞里士多德是就古代希臘文學而談說文學，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自有它自己的歷史與社會背景，自有它自己的生長與發展，怎好削足適履的以古斷今呢？這不過是個淺顯的例證，但頗足以說明科學的方法研究文學也是很重要的。它至少是許多方法中的一個。也許有人說：“文以載道”，“詩騷者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等等，便是中國文學界說；不過現在受了西洋文說的影響，我們遂不復滿於這些國貨論調了；其實呢，我們何必一定尊視西人，而卑視自己呢！要回答這個，我們應回到篇首所說的：我們是生在“現代”，我們治學便不許象前人那樣褊狹。我們要讀古籍古文；同時，我們要明白世界上最精確的學說，然後才能證辨出自家的價值何在。反之，我們依然抱著本《東萊博議》，說什麼“一起起得雄偉，一落落得勁峭”，我們便永遠不會明白文學，正如希望煮石成金一樣的愚笨可憐。生在後世的好處便是能比古人多見多聞一些，使一切學問更進步，更精確。我們不能勉強的使古物現代化，但是我們應當懷疑，思考，比較，評定古物的價值；這樣，我們實在不是好與古人作難。再說，藝術是普遍的，無國界的，文學既是藝術的一支，我們怎能不看看世界上最精美的學說，而反倒自甘簡陋呢？

文學是什麼，我們要從新把古代文說整理一遍，然後與新的理論比證一下，以便得失分明，體認確當。先說中國人論文的毛病：

（一）以單字釋辭：《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曰：“文錯畫也，象交文。”這一類的話是中國文人當談到文學，最喜歡引用的。中國人對於“字”有莫大的信仰，《說文》等書是足以解決一切的。一提到文學，趕快去翻字典：啊，文，錯畫也。好了，一切全明白了。章太炎先生也不免此病：“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前半句便是“文，錯畫也。”的說明，後半句為給“學”字找個地位，所以補上“論其法式”四個字。文學是藉著文字表現的，不錯；但是，單單找出一個“字”的意思，怎能拿它來解釋一個“辭”呢！“文學”是一個辭。辭——不拘是由幾個字拼成的——就好象是化學配合品，配合以後自成一物，分析開來，此物即不存在。文學便是文學，是整個的。單把“文”字的意思找出來，怎能明白什麼是文學？果然凡有“文”的便是文學，那麼鋪戶的牌匾，“天德堂”與“開市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