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中，我們讀出了光緒的尷尬、悔恨和隱憂，箇中滋味可謂是五味雜陳。也許就從這時開始，變法圖強的想法在光緒皇帝心裡滋生了。

中日和談在日本剛剛開始的時候，各省的舉人正雲集京師，參加對自己的未來前途最具決定意義的會試，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也參與其中。由此，一場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或者說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第一次###，在這個非常時期爆發了。

這裡所謂的“公車”有個典故，指的是中國漢代時公家用車馬運送舉薦的人才赴京，所以後來即以“公車”為入京應試舉人之代稱，“公車上書”指的就是當時舉人們的上書請願活動。

出色的政治家，敏銳的政治嗅覺和不高的道德底線兩者缺一不可，而知識分子總歸是有理想支撐的，所以說真正的知識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人，與其說他是儒家學者，不如說他是維新派，變法失敗後又被人指摘為帝黨的領袖。

4月15日，康有為得知《馬關條約》將要簽約，於是他立即派他的弟子梁啟超去發動各省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絕日本議和條件。在師傅的指揮下，梁啟超先是聯合了廣東舉人麥孟華、張壽波等一百多人準備上書，而湖南舉人們得知了梁的活動後也積極參與進來，力言臺灣萬不可割讓。但按照當時的制度，一般人等的上書陳言是不能直達上聽的，不僅要看你的官階而且還有內、外之分，十分複雜，在此不再細說。這樣，這些舉人們的上書只能送交都察院，請其代奏光緒皇帝。

都察院的大人們收到上書後很是吃驚，一開始就加以嚴詞拒絕。當權派對於這種以下犯上的舉動直接的反應總不會是歡喜，而且，當時條約已籤，聖意已決，有什麼理由非要出這把頭呢？弄不好上頭一發飈，弄不好豈不引禍上身？

但事情沒都察院大人們想的那麼簡單。此時京城士心湧動，梁啟超等人的上書雖然沒有轉呈給皇帝，但是群起響應的大有人在。福建的、四川的、江西的、貴州的、江蘇的、湖北的、陝甘的、廣西的、直隸的、山東的、山西的、河南的、雲南的舉人，也都紛紛效仿康梁等人上書都察院。

一時間，都察院衙門口可謂是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總擠滿了各省聯名上書的舉人，今天這個省的來了，明天那個省來，哪一天沒有商量好，會同時來好多省的舉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臺灣省籍舉人羅秀惠，他在衙門口外捶胸頓足、號啕大哭並長跪在地，為臺灣民眾向朝廷請命，往來之人，“聞者莫不哀之”。

康有為抓住時機，於5月1日聯絡十八省舉人聚會松筠庵，擬上一公呈，就是對皇帝來一個公開信，由康有為執筆，大家討論修改後，徵集簽名。為此，康有為、梁啟超用了整整一個白天外加兩個通宵，奮筆疾書，寫下了一萬八千字的請願書，其他人等也沒有閒著，他們連日連夜的傳抄了一千份後到處散發，立馬在朝野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以康梁為領袖，後來被稱為維###的知識分子們的吶喊，在當時的北京掀起了一場政治狂飆，這場近代意義的“###”，是十二世紀宋朝太學生髮動的知識青年救亡運動（當時金軍包圍了宋朝首都開封）以來絕無僅有的第二次。

康有為在這份情願書中告戒朝廷，割地事小，忘國事大，一旦開了割地的先例，中國就會引發全世界各國列強血脈賁張的“食慾”，中國若是要一一餵飽他們，那就要不斷地割出自己身上的肉來，如此一來，今天是臺灣、遼東，明天可能就是直隸、福建，不久的將來，中國將被瓜分殆盡！所以萬不可輕言割地，對日本小鬼子的仗也一定要堅持打下去。

那怎麼才能繼續和日本作戰呢？為此，康有為提出了四點建議，後來總結為八個字：“拒和、遷都、練兵、變法”，內容如下：

一是“下詔鼓天下之氣”。康有為請求光緒皇帝迅速下達三詔：一下“罪己之詔”，仿歷代先例，下詔罪己，深刻反省，承擔責任，以達到激勵天下的目的，鼓舞將士，同雪國恥；二下“明罰之詔”，把主和辱國的賣國使臣、臨戰不力的貪鄙將帥、守禦無備的大小疆吏通通給予相應的嚴懲；三下“求才之詔”，請求光緒皇帝懸賞求賢，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參與決策國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大力舉薦人才。

二是“遷都定天下之本”。遷都的想法，並不是康有為所獨有的，朝野上下有這樣意願的人不在少數。但遷都之事，非同尋常，而且，遷往哪裡、如何遷法都存在著巨大的爭議，當時有人支援西狩，有人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