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時務報》的影響主要在南中國，而北中國最富影響力的報紙則是《國聞報》。報紙辦的好壞，主要靠的是報館主筆，《時務報》當時靠的是梁啟超，而主持《國聞報》的嚴復也大有來頭，當時號稱“南梁北嚴”。

嚴復，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嚴復少年時曾入福州船政學堂讀書，1877年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回國後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嚴復在英國留學期間，廣泛地接觸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甲午戰爭失敗後，嚴復痛感民族危機嚴重，開始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原強》、《闢韓》等一系列主張維新變法的政論文章。1897年10月，嚴復與友人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租界創辦了《國聞報》，不久該報就成為“北方報紙之最佳者”。

嚴復最大的貢獻，在於把西方的一些社會政治學說系統的介紹到中國，其中尤其以《天演論》影響最大。《天演論》本是英國思想家赫胥黎的重要作品，嚴復在譯述時，結合中國實情寫了不少按語，指出達爾文進化論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以此闡明自己的維新變法主張，並認為只有實行變法才能“自強保種”，否則就要亡國滅種，為“天演”所淘汰。

《天演論》的成功發行，使得社會進化論在中國得到廣泛的傳播，對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是一次重要思想啟蒙，《天演論》中的許多詞語，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幾乎成為當時社會上最時尚最流行的詞彙，不少人甚至將這些詞語拿來作為自己的名字和號，如後來的胡適（字適之）。

據說，康有為讀到《天演論》譯稿後，連連稱讚嚴復是精通西學的第一人，並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不少進化論的觀點。毫不誇張的說，只有從《天演論》介紹進化論開始，才開始真正激起了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興趣和渴求，嚴復也由此奠定了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的地位。

梁啟超因《時務報》而天下聞名，後來湖南時務學堂就盛情邀請他去擔任總教習，梁啟超欣然同意。在他到達湖南長沙的當天，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公子陳三立、湖南學政江標、湖南按察使黃遵憲等湖南官紳及社會名流熊希齡、唐才常等紛紛前往迎接，學堂全體師生更是齊集學堂門前，燃放鞭炮予以歡迎。

但是，梁啟超在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時候，經常放言高論，無所顧忌的鼓吹其師康有為創立新孔教的意義。時務學堂的學生在梁氏的影響下，也出現了當地守舊勢力所不能容忍的異端傾向和言論，當這些言論傳播出去後，“全湘大譁”，先前還真誠歡迎梁啟超赴湘的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糾集一批守舊士紳，向陳寶箴遞交《湘紳公呈》，攻擊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人使時務學堂的學生“不復知忠孝節義為何事”，並要挾陳寶箴整頓時務學堂，摒退梁唐二人。

在這些人的強大壓力下，與梁啟超同氣相應的長沙南學會主講人皮錫瑞被趕走，南學會被鬨鬧，《湘報》主編被毆打，王先謙等人還發動同鄉京官向清廷上奏，攻擊湖南維新派和支援變法的官員。由此，湖南原本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至此遭受重創。不久，梁啟超、黃遵憲、譚嗣同等人也只得黯然離開湖南，前往北京。

而此時，康有為正在北京發起組織保國會而忙得不亦樂乎。甲午戰爭後，列強在中國掀起了瓜分狂潮，康有為心急如焚，於1897年12月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他在上書中沉痛的指出，大清帝國已經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國內老百姓的不滿和反抗活動也已威脅到清王朝的生存，如再不及時變法圖新，則“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此次上書，再次因為康有為的上級領導工部尚書淞桂拒絕代呈而未能遞達給光緒皇帝，但是，這封上書卻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和士大夫中輾轉傳抄，後又在天津和上海見諸報端，在當時不亞於一次小小的“地震”。就連深宮裡的光緒皇帝后來對此也有所風聞，並有意召見康有為，以當面聽取康老師對變法革新的通盤設想。

但是，光緒雖然貴為皇帝，但也並非萬事神通，當時主持朝政的恭親王奕訢就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為由，反對光緒皇帝直接召見康有為。於是，光緒皇帝只好透過中間方式，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問話”，以瞭解康老師的變法主張。

1898年　1月　24日，對康有為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該日，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