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的狀態。然後，第一組的成員退出演習，他們可以健康地、不受放射性汙染地回家了，第二組接著進行他們管理美國的演習。

演習是在精心設計的掩護措施下進行的，目的是確保蘇聯的偵察衛星無法發現這三個小組在美國的去向。正是為了這個緣故，三個小組都是在深夜派出，每次演習都使用一個不同的設施。除了運送通訊裝置的真車隊外，有時會派遣假車隊去不同的地點，以矇混蘇聯的衛星。其中的基本邏輯是，一旦發生核戰爭，蘇聯可能以火箭攻擊威瑟爾山和戴維營附近的永久性掩體，但是它無法瞄準散佈在美國各個臨時地點的這幾個里根小組。

所有其他保持機動性的設計中，最主要的是一架特殊的飛機，即國家緊急事件空中指揮所，這架波音747的基地是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機上特別裝備了一間會議室，還有特殊的通訊裝置。一旦發生核攤牌，總統可以在這架飛機上滯留在空中指揮國家。在里根政府實施的一次演習中，一組官員乘坐這架飛機一連在空中停留了三天，靠著定期在空中加油，做縱橫穿越美國大陸的巡航。

1988年，喬治·布什當選總統，著實讓里根這項秘密計劃的成員感到歡欣鼓舞，因為老布什從一開始就密切參與了計劃，無需再向他介紹錯綜複雜的計劃，可能也不需要對計劃進行重新評估。事實上，儘管美蘇關係的大氣候大有改善，但布什繼續了這些政府延續性演習，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動。切尼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之後，不再擔任組長。柏林牆被推倒、蘇聯解體之後，演習的理由和基本前提發生了變化。蘇聯似乎不再可能發動核攻擊，但是演習按照另一種噩夢式的想定繼續進行著：如果攜帶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攻擊了美國、打死了美國總統和副總統怎麼辦？最終，在克林頓政府初期，這種想定被認為似乎過於牽強，因此，官員們決定放棄這項作為冷戰時期過時的遺產的計劃。⑦世界上似乎已不再有能夠攻擊華盛頓並且對美國領導層實施“斬首”行動的敵人。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在善與惡的大決戰中（4）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2001年9月11日，喬治·W。布什政府在震驚當中，開始重新檢討對撤銷該計劃起了關鍵作用的、以為安全已有保證的假定。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熟知里根時期那些善與惡大決戰的演習，他們本人參加過以前所有的演習。

必須強調的是，這項秘密政府延續計劃的靈感來自里根政府內部，而不是來自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或者伍爾西、杜伯斯坦等其他協助執行計劃的小組長們。這些組長們都不是超越憲法或聯邦法律的設計去指定美國“總統”這個新奇想法的設計者。實際上，拉姆斯菲爾德除了曾經短暫擔任過中東特使之外，他和切尼都沒有在里根政府裡任過職。然而，作為組長，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在該計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參加里根時期這些演習這件事本身，證實了關於他們的一個更基本的事實：在過去30年當中，從福特政府開始，即便在他們離開政府的行政部門時，也從未遠離過它；他們與政府的國防部、軍隊和情報官員保持著聯絡，這些官員也經常拜訪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是美國秘密和永久的國家安全部門的一部分，在他們生活的世界當中，總統會交替更換，但美國始終在孜孜不倦地鬥爭著。

在為核戰爭做這些秘密準備的同時，里根展開了一場公開譴責和詆譭蘇聯的運動，這場運動使用的語言遠遠超出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里根最著名的譴責即他關於“邪惡帝國”的講話，是1983年3月8日他對福音教派全國聯合會發表的演講。當時，總統是在對美國的大學校園裡正在萌芽的要求凍結核武器的運動做出反應。里根敦促他的聽眾不要受誘惑去“宣佈自己超越這一切之上，採取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場，無視歷史事實，置一個邪惡帝國的侵略衝動於不顧，將軍備競賽稱為巨大的誤解，從而把自己置身於正確與錯誤、善與惡的鬥爭之外”⑧。里根反覆使用“邪惡”一詞，成為後來的喬治·W。布什總統效法的榜樣。

許多美國著名蘇聯問題專家認為，里根似乎過度使用了華麗的詞藻。他們認為，蘇聯理所當然是國際舞臺上一個不幸的但是將永久存在的東西。在這些頭腦冷靜的專家中，有一位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一位年輕有為的蘇聯軍事問題專家，在里根政府中期曾來到五角大樓，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作了一年核戰略規劃技術方面的工作。她的名字叫康多莉扎·賴斯。

她對蘇聯的看法並不特別與眾不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