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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內閣大變動某些方面的背後，可以發現拉姆斯菲爾德的手。一段時間以來，拉姆斯菲爾德一直在說基辛格權勢過大，福特應該在外交政策上聽到更廣泛的意見。在白宮內部，在控制國內政策等問題上，拉姆斯菲爾德一年多來一直與洛克菲勒存在分歧。拉姆斯菲爾德也許在最後一刻表示了不願擔任國防部長，但是從福特政府一開始他就表示，與白宮辦公廳主任相比，他更願意擔任像國防部長這樣的內閣職務。

“萬聖節大屠殺”在福特政府內部埋下了對拉姆斯菲爾德的敵意，需要許多年的時間才能癒合。1976年大選後，《新共和》雜誌駐白宮記者約翰·奧斯本採訪了那屆政府的許多高階官員。他發現“基辛格、施萊辛格和財政部長威廉·西蒙……都和洛克菲勒一樣，對拉姆斯菲爾德和他的後任切尼手下的白宮辦公廳深惡痛絕”。政府高層充滿了“懷疑和仇恨——仇恨一詞用得非常貼切，”奧斯本如此總結道。

雖然在尼克松政府內，拉姆斯菲爾德在越戰問題上是鴿派，在福特時期，他逐漸變成政府的主要鷹派人物。作為國防部長，他比任何人都更賣力地阻止了緩和，使美國對蘇政策強硬起來。“我非常清楚地記得，他使基辛格非常難堪，”莫頓·阿布拉莫維茨回憶道，他曾經擔任過施萊辛格的助理國防部長，又在拉姆斯菲爾德手下留任。

拉姆斯菲爾德做這些事的動機是一個允許爭論的問題。他對從1975到1976年這段時間裡信奉的這些保守觀點是否篤信不移？他是否僅僅在爭取政治右派的支援？基辛格及其助手認為，拉姆斯菲爾德的觀點多半反映了政治上的機會主義。“拉姆斯菲爾德考慮的是以後競選總統，”數十年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在接受採訪時斷言，“我認為他在給自己定位。他希望站在保守派一邊。依我看，這是戰術和政治上的變化，不是意識形態上的變化。”根據這種解釋，拉姆斯菲爾德在尼克松時期提出的要求迅速結束越戰的請求，也是建立在政治考量基礎之上的：拉姆斯菲爾德暫時支援了公眾的反戰情緒。基辛格的班子估計，反對緩和是拉姆斯菲爾德的另一個近期招數。

然而，有跡象表明，拉姆斯菲爾德擔任福特的國防部長時採取的立場，代表了更廣泛持久的觀點變化。至少從1973—1974年間擔任駐北約大使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國對蘇政策上越來越傾向更強硬的觀點。當時擔任軍控和裁軍局局長的弗雷德·埃克雷在拉姆斯菲爾德擔任大使期間訪問了布魯塞爾，他發現，僅僅由於自己所擔任的職務，拉姆斯菲爾德便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他相當無禮，”埃克雷回憶道，“我是軍控負責人，他不喜歡軍控，甚至在當時就不喜歡。”埃克雷自己也不喜歡緩和，他和拉姆斯菲爾德後來在華盛頓聯手抵制了基辛格的軍控政策。

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7）

不論拉姆斯菲爾德的初衷如何，他在福特政府後期信奉的鷹派觀點後來證明是長期的。在這個意義上，基辛格派犯了錯誤；在拉姆斯菲爾德看來，1975和1976年反對緩和不僅僅是一時所為。幾十年來，拉姆斯菲爾德一直主張保持美國的軍事力量，他深深地懷疑軍控和其他形式對蘇妥協究竟有什麼意義。拉姆斯菲爾德在前後左右、鷹派和鴿派之間搖擺不定的階段已經結束。此處兩個換段福特政府的檔案可以證明，拉姆斯菲爾德在國防部嫻熟地加強了自己的勢力，削弱了基辛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控制。

在批准任命的聽證會上，對基辛格和蘇聯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民主黨主要批評者傑克遜，詳細質詢了拉姆斯菲爾德的觀點。保守的共和黨參議員也就緩和提出非常尖刻的問題。拉姆斯菲爾德謹慎地應付了參議員們的質詢，任命獲得透過。

對多數被提名的人來說，故事到此便結束了，但拉姆斯菲爾德的情況不是這樣。聽證會結束時，他將一份聽證過程的副本外加一張請總統特別注意某些段落的私人便條直接交給了福特。這些段落包含了前幾任國防部長對基辛格不讓他們參與軍控談判、被剝奪了親自向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