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說：“在此以前，許多領袖們，文的領袖們，武的領袖們，都要我們相信，中國目前要想反對日本，恢復失地，是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證明這個不可能實為可能。……喜峰口幾次勝仗，又證明收復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問題，是肯不肯做的問題；不是有沒有科學器械的問題，是有沒有忠勇的問題。”北平《世界日報》在3月22日的社評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戰說明：“中國陸軍之戰鬥力，中國民族之自衛力，於十九路軍之後，又得到新的有力證明。”

長城抗戰最後失敗並非偶然。熱河失陷、長城危急，全國上下所表現出來的憤怒情緒，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採取一些應付措施，但他並沒有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主義的總方針。所以，當日軍進攻長城受挫後，他不是乘勢收復失地，而是散佈“調兵增援無法辦到”，全力抗戰“當然我們失敗”的論調，迫不及待地與汪精衛密商，作出對內加緊“剿共”，對日謀求停戰的決策；並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揮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宣稱“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對紅軍誣稱）”，“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誰“再以北上抗日請命”，就“立斬無赦”；對長城苦戰的官兵則給以打擊。4月下旬，第17軍還在南天門與日軍苦戰，蔣介石卻密電何應欽：“連日苦戰不停，……殊屬不宜，似應相當隔離，俾便得暫整理。”＇蔣介石致黃紹坎何應欽密電，1933年5月6日。＇　隨後，何應欽下令南天門守軍撤至九松山一帶。

正是由於蔣介石的這條不抵抗路線，導致了長城抗戰的失敗。

長城抗戰的事實再一次說明，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她有抵禦外來侵略的光榮傳統。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關頭，不僅廣大人民群眾，就連國民黨內也有許多愛國官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不借拋頭顱，灑熱血，這是能夠戰勝強敵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眾和國民黨愛國軍隊的抗日熱情和行動，卻受到國民黨對日妥協退讓政策的扼殺。蔣介石集團所實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不改變，抗日救國、不喪失領土主權，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第二編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擴大侵略，中國軍民進行長城、察哈爾抗戰

第四節　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一、國民黨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軍向長城東段各口進攻初期，蔣介石為了集中全力實現“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計劃，就開始同汪精衛密謀與日妥協。4月11日，正當日軍大舉進犯灤東之際，蔣介石就想透過調停實現停戰，擬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長、老親日派黃郛主持華北政務，特電邀黃到南昌晤談。黃於18日覆電說：考慮結果，委實不能輕決，但平津存亡，間不容髮。

19日，黃郛、張群、陳儀在上海與日本陸軍助理武官根本博開始接觸。

與此相呼應，何應欽也在北平約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往訪英國駐華公使蘭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調停。蘭浦森以“一·二八”調停曾引起中國人“誤解”為由，主張謹慎從事。後何應欽請示蔣介石、汪精衛。汪覆電表示：感激各國調停上海抗戰；同意談判只限於軍事，不涉及東三省等政治問題；派外交部次長劉崇傑為中國官方代表。＇汪精衛致何應欽、黃紹竑電，1933年4月22日。＇

蘭浦森把這些意見報告倫敦，又告美駐華公使詹森轉報華盛頓，並與日本駐華代辦中山詳一會談。4月26日，劉崇傑在北平會晤英使蘭浦森，指望友邦自動出來調停。蘭答：各國勸阻日軍行動一事，目前恐怕很難辦到。＇劉崇傑致羅文於電，1933年4月25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檔案。＇

5月13日，劉崇傑由北平上電蔣介石，談及英、美和國聯對日軍威脅平津，均持消極態度。＇劉崇傑致蔣介石電，1933年5月13日，引自蔣介石致黃郛電，1933年5月15日。＇　儘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

5月21日，劉崇傑又去拜會英使蘭浦森，再次希望他出來調停。蘭浦森要求中國把停戰辦法用書面提出來，再電倫敦向東京軍部商洽，結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國調停不成，蔣汪便拋棄所謂“不與日本直接談判”的誓言，乘日軍灤東撤兵之機，暗中密謀與日本直接談判。在4月19日黃郭與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觸的基礎上，軍政部次長陳儀於4月27日向根本博轉達了何應欽關於中日停戰談判的意見。根本博暗示灤東撤軍是中國商請停戰的好機會，並提出只要中國軍隊解除對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