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著作，且經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決議整風和做思想工作，教黨史，教政治工作，編講戰史，並曾經三次組織赴鑰鮮學習作戰經驗，和組織學員編出許多戰例，彙集作為課業之用。成立戰史系主要學黨史，毛主席軍事著作。”劉伯承還說，在校正蘇聯紅軍1944年野戰條令時寫了序言，著重闡述了以毛主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思想方法，作為學習外國經驗的指標。

最後，劉伯承強調指出，在訓練內容、訓練制度方面，如“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方法等具體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學習五個檔案以後，在軍委指示之下，在院內學員牴觸和院外批評之下，大體改正過來”。

總之，劉伯承用大量事實說明，軍事學院的各項工作，是遵照中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不是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更不是如林彪所說的“專學外國的東西，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是好的”，“把本國的東西當作‘土包子’”，“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軍委擴大會議後期，“溫度”越來越高，過火的批評鬥爭越來越兇。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軍事學院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許多主管院校教育與訓練的領導幹部，被說成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鬥，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黨宗派集團”而開除黨籍，清除出軍隊，或遣送邊疆勞動改造，致使一些同志後來竟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