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感！”並另給李敖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希望您能靜靜的考慮考慮，集中全力於一下子；並藉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同時對於英文也望繼續努力，期能自由運用。如此一兩年後，民國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學。這對於您應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只要善用才智，把握住這個機會，先在民國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現，將來成功是可以預卜的……您還是我們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隨時賜予啟導與輔助。”

同一天，李敖還收到了吳相湘的信，信中說：“頃接陶先生來信已將弟工作安排，每月津1000元，自二月一日起開始，望即於明日前往仁愛路二段九巷27號該文獻會為要。從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來亦不易也。”

姚、吳兩位老師給李敖的信都囑他安心工作，緘默為上，切忌多言，都是肺腑之言，也是迫於形勢之言。他們都希望李敖這個學生能安心從事學術研究，將來出國深造，不要再寫“惹是生非”的非學術文章。這的確是一條光明的道路，也是很多學人孜孜以求的陽光大道。但這也說明他們不理解李敖，雖然如此，李敖對老師的真誠關懷還是深表感激的，這使他在戰鬥中時時感受到為人關懷的溫暖。

姚、吳兩位老師所擔心的，顯然是李敖自在《文星》第四十九期發表《老年人與棒子》起不斷髮表的炸彈式的文章已經惹惱了不少文壇顯要，這對李敖的成長是不利的。特別是李敖發表了《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後，更無疑是丟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從此在臺灣文壇上引發了長達四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在這篇文章裡李敖批評到“錢穆”（錢賓四）、“顧翔群”（“顧某”）、陶希聖等，而李敖去文獻會報到的這一天（1962年2月1日），恰就是這篇文章在《文星》發表的這一天，他們早在這之前已經看到過李敖的這篇文章，難免不擔心，所以勸李敖仍舊走做學問的道路，不要亂寫文章。另外他們仍將李敖視為自己一路的人，讓李敖去文獻會，不過是將李敖“暫時寄存”在那裡，目的是希望這個職業可以先使李敖得以餬口，日後還要李敖出山跟他們做學問，而到文獻會也可“藉此研究民國史，以期有些具體的成就”。

李敖感激是感激，但總覺得兩位老師的想法還是太天真了一點，他們既不瞭解陶希聖，也不瞭解李敖。

陶希聖是國民黨中有些見識的人，見到李敖這樣的奇才，他才不只滿足於讓李敖寄存在自己這裡，他要千方百計拉攏李敖，使李敖之“才”能為國民黨所用。

殊不知李敖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他才不象他那樣想呢！他去文獻會自是心知肚明，早已另有打算。

去文獻會前，李敖就心中打定主意要提防陶希聖的拉攏。果然，陶希聖見了李敖，好象根本不知道李敖剛在文章中罵了自己，而是備極禮遇。那時陶希聖正搬了新居，把他的舊宅留做文獻會工作人宿舍，他指定李敖住他的臥室那一間，但李敖卻一直沒去住，陶希聖見李敖不去住，又在文獻會樓上隔出三間房，讓敖住一間。因為這間房與辦公室靠在一起，比較單純，李敖就從新店遷回臺北，住進了文獻會，從此結束了“最談泊，最寧靜”的新店鄉居生活。

2．在文獻會混飯（2）

“五十年開國“文獻的編纂，一方面是為了紀念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另一方

面卻含有提供正確的革命史料，使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際學者，得到中國革命的原始資料，作為他們研究參考的根據。文獻會的發起，是臺灣當局的決策，得到了國民黨“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支援，由陶希聖擔任主任委員，羅家倫擔任副主任委員。會中一共七八人，以陶希聖的同鄉、親戚居多。

初到文獻會，本是要李敖擔任蔣君章的助手，可他從未見過蔣君章，整天也無所事事，上班時間大家打乒乓球，中午、晚上七八人圍成一桌開飯，互開玩笑，倒也自在。會中由高蔭祖做執行秘書，高蔭祖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專員，為人篤厚，對李敖極為傾倒，常找他破天，陶希聖也常找李敖聊天，聊天中有時話中有話，而李敖一概裝糊塗。

李敖搬進文獻會住時，羅家倫（李敖當時一直以為他是文獻會的主任委員，其實是副主任委員）和陶希聖上樓來看李敖，並且參觀了李敖的臥室。當他們看到李敖在牆上掛的playboy（花花公子）上的大幅裸體女人照片時，不禁面面相覷，先後奪門而出。李敖在1962年4月12日日記中記下了這段趣事：

“上午羅家倫、陶希聖來參觀臥房，羅進即復出，陶見裸女不敢進。笑死人，陶哼